历史常给人以“万事天定，人生如寄”的感慨。两岸闻名遐迩的“汪辜会谈”，两位主角、好友、会谈伙伴，谁也料不到，一个在年头(1月3日)，一个在年尾(12月24日)，相继驾鹤西行；而辜振甫先生的夏历忌日为甲申年十一月廿三，汪道涵先生恰好是辜老忌日周年的第二天，即乙酉年十一月廿四。是命运安排，还是历史巧合？两位老先生一为儒宦，一为儒商，共同酷爱中华文化，同样学贯中西、儒雅倜傥，如此紧密相随，也许他们可以在天上相逢神聊，但在人间已成绝响！
据我从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处了解到，汪老介入两岸事务，早在他任海峡会长之前。南先生在美国隐居三年后，于1988年返抵香港定居。在他刚住下来的第六天，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与南先生接上关系。当时，中央选中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一是南与李登辉“总统”能够谈得上话；二是南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是两岸关系唯一合适的牵线人。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返台与李共商对大陆政策。从1990年月12月31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先生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会谈了几次，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现任安全部长许永跃之父}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份量，增进会谈效果，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1992年6月，南怀瑾先生披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提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三原则。此建议书由汪老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而在汪老的努力下，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月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在汪老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经两岸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4月29日，汪辜两位老先生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这是海峡两岸最高当局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引起世界震动。虽然会谈内容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老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怀瑾先生，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先生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也推荐给江主席参阅。同时，汪老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先生回大陆，与江主席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由于南怀瑾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直拖到两个多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老见面。并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老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同时，南先生对大陆当局对台实行“文攻武吓”政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老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老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应当说，这是汪老以温和、理性、创意之和谈风格化解双方矛盾分歧，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
恰在1998年10月下旬，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即将率领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我为此专程到上海向汪老请示访台注意事宜及应对方略。汪老当时殷殷嘱我多与台湾新闻媒体交流沟通，要做“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春江鸭”。他要我以大陆第一大报的身份推动两岸媒体合作，争取台湾当局同意两岸主流媒体互派长驻记者。他还要求我去拜会辜振甫老先生，代他致意，并了解台湾政界对刚达成的汪辜会晤四点共识的反应。后来，我们的代表团台湾之行，基本上就是按汪老的意图进行的。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便拜访了辜老先生。他在台北台泥大厦自己办公室亲切会晤代表团，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无拘束的交谈。一开头他就谈大陆之行与汪老会晤的感想。他说：“我有五十五年未到北京，五十三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陆我有惊世之感，和以前的情况不能比。大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景象，令我印象深刻。这次与汪老会晤是在两岸关系的冰冻很久后举行的，显示了两岸以协商代替对立时代的来临。我看，两岸只要多接触，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来的。”他谈到未来两岸之间媒体的交流很重要，互派长驻记者是好的方向。辜老谈起这次大陆行与江泽民、汪道涵先生见面聊天情景，颇为感奋欢愉，说自己在台湾“立法院”报告大陆行时，有三位立法议员高兴得唱京戏，还有人献花，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说“行政院长”萧万长急于了解大陆情况，特请辜老共进晚餐，台湾政界大都正面看待四点共识。各方都将作出规划，推动两岸关系。此外，我们在台北遍访了台湾主流媒体，与台湾新闻界头面人物都见了面，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沟通成果。
我们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因汪老事先交待我到香港应去拜见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南先生。当时他82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来了。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当我代汪老向他致意，并问起他对“汪辜会晤”的看法时，南先生心直口快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某人在台湾名声不好。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我一回到上海，汪老马上接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先生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发生变化了。真想不到，南先生对我说的话，竟成谶语。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使汪老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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