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于一九八八年移居香港后，头几年忙于金温铁路的事，又忙于其他投资的事，在香港成立了联盈公司，总经理是李素美，所以许多实际工作的执行，也就落到李素美肩上了。她经常奔波各地，十分辛劳，本来她是身体较弱的一个人，后来竟变成了一个女强人。
但老师心中所系，仍是中华民族的根，也就是文化。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有时是随缘做事，不太强求的，但是就在王震义先生走后，老师忽然谈起有关《大学》的事。
老师慨叹的说，对佛学的讲解，已经够多了，对于道家的学术也讲了不少，但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儒家四书，只出版了《论语别裁》及《孟子旁通》。而最重要的《大学》及《中庸》，还没有著述。另外道家重要著作《老子》，也只出版了上半部。所以老师说，希望快些把《大学》讲完出版，《中庸》也讲完出版，再把《老子》下半部整理好出版，然后把《孟子》全部讲完出版，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责任已了，以后就可以无所牵挂了。
听到老师如此严肃的叙述使命感，既喜且忧。喜的是老师决心要做这些事，都是大家极企盼的；忧的是，老师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各地访客如云，读者来信堆积如山，外加铁路的事，数不清的各种事，如何抽得出时间来讲呢?
说到这里就想到《老子他说》一书所引起的事。这本书出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许多读者，就急于看到下册。老古公司常常接到询问的电话，有时还有激烈热情的读者，打电话来骂，说：“你们骗人，只出上册不出下册，拖了这么多年，再不出版下册，我们就把上册退还给你们，以示抗议”云云。
老师心中最急于出版的，是讲《大学》的稿子。事实上，已讲过不少次了，每次都由不同的人记录，但整理出来又不甚理想，总感觉讲得不太满意。
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在香港讲课是小班听众，人数不多，所以讲来讲去，难以充分发挥。
老师讲课有个特点，听众越多，讲得越有精神，也越是精彩；后来我建议老师还是亲自动笔写罢。
老师真的自己动笔了。第二年(九七年)三月，当我又到香港时，老师已经写了不少，都是夜深人静时动笔写的，每夜两千字，第二天由宏忍师打字输入电脑。
老师亲手撰写的工作，一共进行了一年，除了宏忍师打字外，谢锦扬及欧阳哲，也忙着从书堆中翻找老师要的资料。这两人也因此学了不少。
到了秋天，我与周勋男从海口回到香港时，老师就把稿子交给周勋男，要他从事核校及编辑的工作。因为全文写得时间太长，可能有前后重复或疏漏之处，一切都由周勋男负责了。
周勋男带着稿子回台湾，认真工作起来，又花了半年功夫才校订完毕，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了，书名为《原本大学微言》。
在大陆同步印行简体字出版的，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说起来也是因为战略基金会同仁们的再三催请，才积极推动老师，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我写此文时，《原本大学微言》已出版了一年，而老师的另一著作《中庸》讲述，也已完成了初稿。依样画葫芦，希望年底可以问世。
在老师致力这些工作时，同时也推动了一本佛教戒律探讨的书籍的诞生。因为佛教的戒律，自从唐代道宣创立“南山律宗”后，只有北宋元照法师着力过，此后千多年来，就未有人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了。有人说，佛门对戒律，不是糊里糊涂，便是照本宣科。其实，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和生命所系，所以佛说：“毗尼长在，佛法长住”。毗尼即是戒律的梵语音译，意思是戒律存在，佛法自然存在；所以佛灭时告诫弟子，今后必须“以戒为师”。
但戒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人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除了一些基本戒条，许多规定可能因时代而变更，因方便而修正，同时也要与国家的法律相呼应。
在这方面天主教主就比较合理。例如以往的修女穿戴十分严密，二十多年前，罗马教廷就研究修改，修女可以穿普通人的服装，简单庄重，不要花俏即可。反观佛门的服装，历千年而不变，就是因为没有人研究戒律，故尔不能使有关规定符合时代所需之故。
二十多年前，南老师在《民族晚报》上看到一个连载的专栏，名为“古今法律谈”，认为它把古今中外的法律融为一体的写法很好。不久专栏的作者来见南老师，他原是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硕士班的劳政武，是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自此劳先生便常到南老师处请教。老师希望他用现代法学及西洋伦理学的眼光，去研究佛律。但劳政武多年来一直困在政治的是是非非中，又办了一个政论刊物，十多年来脱身不得。
一九九三年，他听从南老师的话，回台北迅速把刊物停掉了，到香港去长住，一边在广东开平故乡办一个“凤仪实验观光农场”，一边在南老师任过院长的“能仁书院”念博士班，目的就是要专心研究佛门戒律。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五年，终于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戒律学原理》。老师对他的认真努力十分感动，因为这个时代，人人追求近利，谁肯下功夫在这种学术上呢?但是这种研讨，对佛教的关系实在太大，也实在太重要了。
这本书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不只是就戒律而言戒律，而是把佛教大小乘戒律作一全面的研讨，形成了中国“佛教法理学”(Buddhist
Jurisprudence China)，而且与历代中国朝廷的法规关系作了融通性的比较。这本书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由台北“老古”公司出版，书名则稍作变动为《佛律与国法——戒律学原理》。
劳先生对戒律的研究并未停止，以后还要继续作更深入及细节的研讨。他打算仿效《罗马法大全》(Corpus Iursi CiviliS)，研究出一套《中国佛教戒律学大全》来。南老师很高兴，并希望更多佛教界的人士，参与研究。因此，老师特别为《戒律学原理》写了一篇序文(摭言)，也表达了老师的佛教戒律思想。
-----摘自<南怀瑾先生侧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