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前面专讲道德之用，而讲到这里，他忍不住，又讲起政治的高明道理来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这部书的上半部道经，他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这些都是他在前面所说反对战争的话。

但那是讲“道”，讲本体的道理，而现在讲到“用”的时候，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这就是前章说的，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国”，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军事哲学作战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经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诡道”是什么？就是“以奇用兵”，所以用兵要用奇兵。能用奇的，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

我们研究历史，《汉书》上所说，陈平帮助汉高祖，六出奇计，助汉高祖统一了天下。当时，张良、陈平、萧何都有功劳，最后陈平功劳最大；所以萧何死后，陈平当宰相，封了侯爵。但在《史记》上的记载，陈平自己说：“吾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发，亦已矣，终不复起，以吾多阴谋也。”奇计是用阴的，如四川话所说，是阴着干的，违反了道德。陈平说，我的后代将来不会有好的果报，功业会被拦腰截断。后来果然如此，陈平自己位至王侯，但只传到孙子一代，功名富贵就结束了，这是陈平自己的预言。

这是历史上的例证，陈平毕竟是道家，学老庄之道的人物，他在人文文化上给我们一个运用上的教训。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我们讲到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一定是专指用兵，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将老子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引申到我们个人身上，“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试看，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真正是无事，那会不会创业？

“以无事取天下”这句话，是老子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这要特别注意。有一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于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养，反为天下所归。我们中国上古史中有榜样，尧、舜、禹乃至于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无事取天下”的。在文王的时代，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一半以上是他的，他决不想动，不想为天下第一人。后来他儿子起来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历史上，始终赞誉文王之德。其实在殷商时代，文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来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归心，天不敬服于他的道德。如果以现代的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他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则是道德，是无所求，对百姓毫无所求，这就是“以无事取天下”的道理。

一般人研究《老子》，读了上半部“道经”，当他说“道”的体时，他曾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于是一般很轻易地认定，老子是反战主义者。这一观念似是而非，实际上，老子并不是绝对反战，是在不得已时才战。我们中国所有的兵家思想、军事哲学，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这一思想一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绝对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绝对不接受别人的侵略。所以他并不是反战，相反地，认为军备一定要充足，因为有了足够的军事武力，才可以达到维持国际间的道德与和平。

给日本公民的一封公开信

十几年前，我在日本参加一个有关文化方面的会议，有很多大学校长以及名教授在座。那天开会进行到夜晚的十时余，有一位日本某名大学的校长指定要我说话，我无法推辞，只好发表一些意见。这篇讲辞后来曾以《给日本公民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在《中央日报》发表。当时我说的内容要点是，一个国家有两件事情最可怕，一是“刀”，就是军事，一是“钱”，就是经济，家庭也是如此。我对他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你们日本以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可以征服全世界，所以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就等于一个人，认为自己手中的刀很锋利，于是就挥舞起来，结果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中国，甚至伤害了全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错误、非常可悲的事。

当时，有几位驻日本的年轻外交官正好坐在我身边，他们轻轻扯我的衣襟，意思是希望我少说几句，因为我的话说得很率真，不太客气。

我继续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有一种思想，比军国主义的思想更厉害。你们现在以为自己有钱，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要用钱来买通全世界；倘若不及时反省，将来所产生的错误，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侵略所得的恶果更为严重。

当时也有人问我对日本的观感，我答复他说，我平日深居简出，这次远行，感到一些疲倦，只在东京游览一圈，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好的地方。任何一个国家，能有了二十多年的长时期安定，都可以做到这样，甚至做得更好。日本应该知道，今天日本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从何而来，那是个抗日战争时期三千万军民的血汗生命换来的；因为战后我不索赔偿，让你们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这个以德报怨精神，才使你们有今天。

他们那时正在举行东方文化会议，我告诉他们，你们有东方文化，根本就是中国文化会议。假如你们要说东方化，那看是站在哪一个立脚点，从哪一个角度而言。

以正为奇 天下归心

我今天提到十几年前在日本的这段往事，是用来说明一种真正的仁道，真正良好的政治思想是“不以兵强天下”。同时，老子在这里说到“用”时，提出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道理。而“以奇用兵”这句话，如果作为一个讲座的专题，可以研讨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涉及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用兵的谋略。凡是涉及用兵，涉及谋略等，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不但用兵如此，即使经商、创业，都要“出奇制胜”；就连青年学子参加联考，也要能“出奇制胜”，要猜题“出奇制胜”才行。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关于这个“奇”字，发挥起来，则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自己的聪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也可说近八十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的时代，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种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那也是正道。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上次讲过“以无事取天下”，例如尧、舜、禹、文王、武王都是“以无事取天下”的榜样。“无事”并不是躺在那里睡觉，而是注重道德的政治，培养道德的政治，无心侵略别人，而天下自然归心。我们的历史上，给成功的皇帝下一句同样的评语，就是。天下归心”，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接下来，他以这三句话的道理加以发挥，“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他说，我为什么说这些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三句话呢？因为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而得助，最终才能成功。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则成功自然是属于你的。

老子然后说，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他说“以此”，就是以下的理由：人生的经验，历史的经验，累积古人的经验，再由他自己所观察的经验，才得以知道这些道理。

忌讳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老子的经验不讲考据，而引用《神仙传》的说法，老子已经活了几千年了。《神仙传》中说，他在黄帝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名字不同。据传说，那时他的名字叫做广成子；他还当过尧、舜、禹的老师，不过每一代的名字都不同，使人们不知道就是他。到了周朝他叫老子，所以他不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而是他人生亲自累积的经验，才产生了老子的哲学原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忌讳”一词，解释起来颇费周章；现在的解释，则是指某种事不能说，说了就是犯“忌讳”。而过去对于“忌讳”一词则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对于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称呼，否则就是犯“忌讳”，就要杀头。例如《老子》这本书第一章的文句，“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号为玄宗，于是这个“玄”字，为了避讳，就改为“元”字。而且，所有的书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这样改，所以，唐朝以后，“玄”与“元”两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讳，我们早年读古书，读到他的名字孔丘时，就读做“孔某”或读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写自己的姓时，写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写做“丘”字。

这就是“忌讳”，以现代语来直译，最接近原意义的就是顾虑、顾忌或禁忌。如台湾的旅馆房间，没有四号，因为闽南语“四”与“死”同音，避免这种不吉的语言，就是“忌讳”。这是小而言之。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讳”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这样也不能干，那样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如《孟子》一书中说，齐宣王盖了一个方圆二十里的花园，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齐宣王便问孟子，为什么以前文王的花园七十里，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而现在我的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诉他说，文王的花园人人都可以进去游玩，而你的花园如果有人不小心伤害了一只小鹿，也要依杀人罪严惩。这样多的禁忌，等于在你的园内设下了陷阱，陷民于罪，老百姓怎么不抱怨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的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

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忌讳，而民弥贫”的道理。

科技愈发达 精神愈昏扰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以现代世界的情况来解释，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发达，利器越多，核子弹当然是利器，投下一颗，即可杀人无数，这是多么厉害！但所谓利器，不仅是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时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时那种安定、清闲、自然、舒适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

现在的物质文明太发达了，“国家滋昏”，国家社会就会昏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这个社会就非乱不可。这也是历史中有记载的许多事实。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的享受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奇特。例如冷气机，也许五年、十年以后，不必要这样一个大箱装在墙上，也许会像一份月历一样，在墙上一挂，就可以调节空气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之为社会的进步。这所谓的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的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

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线。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多 犯法的人更多

再说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政治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例如汉高祖入关，法律只有三条——有名的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抵命，偷盗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简单。后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把当时的官吏分作两类，一类叫做“循吏”，一类叫做“酷交”。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则是手段毒辣、严苛、残酷，只要犯了法，决不宽容。酷吏使用各种令人痛苦的刑罚，杀人也用许多残忍的方法，这都是汉文帝以后的事。如果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也会发现汉文帝以后的社会越来越乱。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汉武帝、汉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容易钻。所以，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的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一句话，“以无事取天下”。所以说，多忌讳、多利器、多佐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老子就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告诉我们，应该“以正治国，以专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接下来，作了下面的结论。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

这一段是讲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他所说的古圣人是谁？也没有说出来，姑且不去管他，只研究他所引述这几句话的道理。

“我无为而民自化”，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中国文化《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这是大定。这是说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如果领导人真正地“好静”，则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无事而民自富”，领导人真正“无事”，即无为而治，社会人民自然生活富裕。现在再引用一个故事，来试做诠释。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在上任之前，他去拜访他的一位老师。他这位老师学问很好，过去做过很大的官，然后告老还乡，闲居林下。当他向老师请教该如何把官做好时，这位老师告诉他说，你去好好做官，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

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的人建立了一种制度，实施得很有成绩；而后任的人接任之后，为了要自我表现一下，要胜过前任，于是他作怪了，乱出主意，乱订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中间就出乱子了。

个人立身处世，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容易，切莫作怪。为政则是少玩花样，不要出什么新招，社会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自己没有私欲，社会、国家、天下受到这种无欲的影响，就自然走到纯朴、厚道的路上去。

老子引用的这一段话中，每一句都用到一个“我”字，这个“我”是谁？就是老子说的“圣人”，那又是一个怎样的“圣人”呢？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而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