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一章与上面一章一样，都是上经第十五章的发挥。不过到了这一章就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一段研究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人，素来认为老庄之道与儒家哲学思想是为帝王们铺路，走的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知识，越笨越好。所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文字表面上是说上古以来善于运用政治哲学道理的人，不是要老百姓智慧高，而是希望他们智慧低；好像老子就明白地这样讲。

智与愚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说社会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一般人知识太多了，如以提高知识来治国，那是“国之贼”，是错误的；不用智慧来治国，才是国家之福。照这一段文字解释，很明确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大家忘记老子还说过“大智若愚”这句话，愚并不一定是愚笨。尤其古书上讲到愚，往往不用“愚”字，因为愚有诚实、朴素的意思。所以，上古古典的书籍，“愚”字不太当“笨”字解，而是老子思想所主张的朴实、厚朴。

朴实并不是笨，因为一个笨人并不一定不朴实，但笨人会捣乱，会调皮，自以为聪明，便自作聪明。这些人大处愚笨，使小聪明，所以笨人做的事情，常会把人气坏了。现代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如此。那并不是朴实，朴实与“愚”与“诚恳”两个字往往一起用。“愚钝”有同等的意思，是非常纯朴诚实的意思，所以老子曾讲到“大智若愚”。后面第七十一章，老子有几句话，下面先引用来解释“智”与“愚”的问题。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他说真正智慧高到了极点，就是“不知”，不是真的不知，是好像不知，好像没有智慧；也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子水就不响了。智慧到了最高时，似乎是“不知”。“不知知，病”，一般人就犯这个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以为学问很好，智慧很高，“不知强以为知”，根本不懂而以为自己真的懂了，这是一个大毛病。“知不知”，智慧到了最高处，一切事情都知道了，心情反而很平淡，等于普通一个不知的人一样，这是最上智的人。我们引用了这两句话先来说明，现在回过来再看这一章，就明了老子所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的道理了。

我们的文化，过去有一个阶段，文盲太多，乡下没有几个人读书，斗大的字难认识一担。如果问他读过书没有，他说是跟孔夫子师母学的，孔夫子没有教过他，这是以前没有上过学的笑话。那个时候，满地都是文盲，所以必须要普及知识，普及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真正高度知识教育没有完成，只是增强了一般国民的普遍知识。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半通不通的，好像什么都接受。我们几十年来，看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一大堆刊物的小本子偷偷塞过来，许多人都偷着看，大家是生活在这样的混乱时代，这样的痛苦之中。这也使我们想到老子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了。

老子这个感想也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老庄与孔孟，都出生在历史变乱的时代，他们连续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变乱，比我们现在变乱的痛苦还要大。其实，真正春秋战国的战乱有四百年之久，什么人都忍受不了。再看世界各国文化历史，各种思想的发展普及和蓬勃，都是在极变乱、极痛苦的时代。

我们中国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家学术著作发达的时候，都在春秋战国这个阶段。因为变乱痛苦的社会促使了哲学思考，要追寻宇宙人生的奥秘，为什么上天生了人？人为什么那么残酷？那么捣乱？那么痛苦？追寻究竟的道理，各家有各家的见解，就形成了学术思想的发达昌明。在文化史上，我国那个时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百家争鸣，各家的思想正的、反的，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有，目的都是救国救民，乃至救天下，每一种思想都构成了一种学术。

可是，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看，这个惨痛的时代，许多人生命血汗的牺牲，才刺激了人的头脑，产生各家的学术与思想。这个代价太大了，是许多活生生的生命换来的。由于老庄、孔孟都生在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读他们的书，首先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晓得这是一本在痛苦中诞生的书，不像是我们坐在冷气房间，连只苍蝇蚊子也没有，一尘不染的舒适时代。因此，老子才告诉我们“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社会、国家、天下之所以混乱，就是意见太多。知识越普及，意见就越多，因而形成社会世界的混乱。

“以智治国国之贼”这句话，是讲领导人思想的道德，当社会思想很乱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不玩弄聪明，要非常诚实。我常说，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下，结果是人人玩聪明、动脑筋、玩手段，一个比一个厉害。年轻一代比老的一代更聪明，更厉害，也更麻烦，都到达登峰造极之势。将来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诚实的人，因为大家都狡猾，老实人反倒受欢迎了。所以老子才讲，“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从商鞅到刘邦到文景之治

“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我们读《老子》，不能随便抓住中间一句话或一节，认定是老子的思想。读任何书都要融会贯通，才能找出其中的中心点来。从表面上来看，可能认为老子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智慧，好去统治，但这不是老子的意思。“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这两头的道理，一头是智慧，一头是愚笨，“亦楷式”，这只是现在学科学的一个公式，一个原理。“常知楷式”，要常了解这只是一个公式，“是谓玄德”，才会真正懂得历史最高政治的标准，政治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前讨论《孟子》的时候，我曾提到过，战国时的秦国，经过约一两百年的努力，到秦始皇时代严刑峻法，法律之严密，无以复加。在秦始皇的上代，商鞅变法之后，用法制管理得非常好，国富兵强。后来因为政权的变动，商鞅垮台后，要逃出秦国，在关卡拿不出过关的文牒；关史说，我们秦国的法律是宰相商鞅所定的，没有过关文牒，谁都不准出去。商鞅自己造的孽，只好自受，被提回去受五马分尸之刑。实施严刑峻法的人，结果都很惨。汉朝有些酷吏，史书上用四个字形容———“深文周纳”，他们根据法律的条文，引用最严重的一面解释案情。比如说，法律规定犯法判刑六个月至二年之间，其中有伸缩，可以放宽；但是“调纳”者却搜罗各种案例、条文，甚至与案情无直接关系的规定，以个人的主观，将只要判刑六个月的案子，非要判人家一年不可。很周详细密地把人拉进犯罪的范围去，这就是一般酷束的做法。我们中学的课本有《李陵答苏武书》，李陵说不敢回来，因为这些刀笔之吏弄其文墨，坐在办公桌上，并不晓得前方的情形。我虽然打了败仗，可是一旦回来，在法律之前，被那些酷吏弄其文墨，可能被捉拿，那就完了，所以不如不回来。由此可知“刀笔之吏，弄其文墨”，有时候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这说明了法制之下就可能有酷吏，有酷吏，自然会有严苛的结果。高祖推翻了秦始皇的政权，一进咸阳就约法三章，简单地说，杀人者抵命，所以法令只有三条，不偷、不抢、不杀三件事，其他则马马虎虎。这一下子老百姓就舒服了。秦朝捆得太紧，放松就舒服。但是，汉朝的初年，政令太宽了，一直到汉文帝、汉景帝以后，慢慢地就需要收紧。再看历史上清朝入关，由顺治到康熙，比较宽松，那是因为天下尚未定，等到安定以后，乾隆、嘉庆开始，逐渐收紧法网。实际上，政治的道理是一种艺术，像打鱼一样，鱼小的时候，网就宽松一些，让鱼慢慢长大，鱼太多了，网就要收紧。所以搞乱的人太多时，法网就要收紧，只需轻轻一举，便入网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

了解楷式 知道变通

中国文化中，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道家根据老子道理，主张无为而治。这些主张，等于现在人的独裁或民主，以及各种自由思想，不过都还在变化之中。其实都有道理，也都没有道理，因为“此两者亦楷式”，都是一种格式，一种原则，所以聪明与愚笨也只是两头的一种格式。人有时候过度用聪明时会疲惫；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脑筋不思想的时候。有人好像一辈子头脑没有成熟，笨笨的，忽然一念灵光来了，他就无比的高兴。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不要“执一”，执着一端就错误了。老子要我们懂得原则并不是呆板的，要活的运用，所以“常知楷式，是谓玄德”，这也就是道德的运用。等于医生的一把刀，看来似乎蛮残酷的，但是这一刀下去是救人的，所以同样的一把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智愚之辨，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才会了解其中的区别。这也就是要活的运用，所谓活的运用，等于医生治病一样，这个时代犯了什么病，就用适合时代的方法去治。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在表面上看来，这与一般的常理、事理、人情相反。一个时代，当大家都在疯狂地追求某些东西时，比方说追求民主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这个民主就变成问题了，可能变成历史、政治、社会上的癌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领导政治的人不用民主的方式，结果会很严重。所以说，不可以违反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有方法，才能把时代的病态修正过来；这中间的运用，就在于自己高度的智慧了。所以，下面的结论是讲这个道理，当善于运用智慧扭转时代的病态时，“与物反矣”，就同人情事理上看起来相反；因为是相反，“然后乃至大顺”，才能把过分的这一面拉回来走上正途。中国的政治哲学，始终重视医道，用医学的道理与政治艺术相提并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葛亮在江东谈论政治时，就用医学的道理做比喻，所以后来宋朝的名儒大将范仲淹就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一个青年立志，就要成为救国家救时代，挽回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不然就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这两个目的都是在救人，这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