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是人类文明的共通德性,无论中外都是一样,只有礼仪形式上的不同,并无精神上的差别。但在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师道”的尊严,“尊师重道”的精神和礼仪上的风气,俨然已与“君道”互相对峙,构成“政”、“教”互助的特质。只要读过历史(不是现在学校里的历史课本),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是了然于心,不待细说的。即使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文化传统的薰染中,也都知道“尊师”的重要。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习“武”的人,对于“尊师”,更加重视。但在二十世纪的这个时代中,数十年间,师之不尊,道之不行,其所由来者久矣。因此政府与社会,苦心复兴中国文化,强调“尊师重道”的行谊,每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特别提倡“敬师”的运动,实在是煞费苦心。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隳堕才须复兴,颓废才须提倡。正因为中国文化的优良精神,经过几十年来的蜕变、没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弊病,所以才须复兴和提倡。即如“尊师重道”一事来说,也正因为感慨于“师道”的沦夷,因此才重新号召。老子所谓“六亲不和有孝慈”,也便是这个道理的反映。可是多少年来,无论在教育界、在社会间,“尊师重道”的风气,一经提倡和号召,便已确实改进了吗?事实并不如此。相反地,如果深入观察,反而看到现代师生之间的彼此排挤、倾轧、嫉恨、轻视,甚之互相谩骂,处处皆是。由此可知一种优良的礼仪风气,绝非制度或规定所能养成。它的基本根柢,仍然有赖于教育和学风的改正,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和全民思想的培植。
中国传统文化的师道
现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文化上有关“师道”的情形,使大家在观念上,能够“温故而知新”,可以得到惩前毖后的准确方向。在我们的传统历史上,师道的尊严,自三代开始,就与“君”、“亲”并行。所谓“作之君,作之亲。”同时也便要“作之师”的。
自东周以后,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万世师表”的典范,和“尊师重道”的观念,便与“君道”分途而截然独立。但与“亲”道仍然是互相呼应。秦、汉以后的“传经”和重视师承的风气,虽然渐已趋向狭小而发生流弊,但这种优良传统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之间,师道渐趋隳堕,但因新兴佛教重视师承的作风,以及政治体制上确立了王者尊师的礼仪。“师道”为尊的精神,又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后,韩愈写了一篇《师说》与《原道》,为“尊师重道”和重视师儒的风气,又添了一番新的景象。由于儒、佛两家学风的影响,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撮取《礼记》和“丛林制度”的精神,新的“尊师重道”的面目,便从此确立。
如果肯读一下“四朝(宋、元、明、清)学案”和“五种遗规”等书,资料具在,在此不必多说,因此自明、清以后,各阶层社会重视“师道”的观念,普遍流行。过去许多家庭的中堂,供奉了一个宗教式的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也便由此而兴。所谓“一日从师,终身为父。”乃至尊重“一字之师”的美德,也便为大家所乐道。民间社会和宗教上“师父”的称呼,以及帝王们在朝廷上对“师傅”的恭敬,也由此而成为当然的风俗。
可是,所说的这些故实,还只是历史上的精神形式。事实上,自宋、明以后,“师道”的尊严,并非只是对学生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师生互相尊重的礼仪。固然“一日从师,终身为父。”是对学生们的教诫。但是老师对于受业的学生,亲情爱护,以及对他的学术思想乃至行为上,都须负起毕生的责任。学生对于老师,固然视之如父,但是老师对于学生,在中国礼仪的传统习惯上,向来都很谦抑,犹如兄弟的相处。所以古来称学生为“弟子”,就有弟兄的意义。老师写信给学生,除了“贤契”等文诌诌的称呼以外,有时多以“仁弟”或“老弟”相称。老师自己的具名之上,不是加上“友生”,便是“愚兄”,表示互相的尊重。
即使学生中了“状元”,作了“宰相”,而在乡的教师,始终是青毡一席,没有博得功名,终老于白屋,一旦“状元”或“宰相”的学生,衣锦回乡,仍然还是执礼甚恭,犹如在学之日。
由此影响所及,从前官场的仪注,对于门生故吏之间的感情,也如师生一样。便是由于这种学风而来。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学朱铎民老先生,出任于某省厅长以后,偶然回乡,马上赶到老师坟上去拜奠一番,还为老师的家属购买了几亩田地,以供祭扫,因此大家交口称誉,传为美谈,认为他是学生的模范。现在他已年逾八十,我们有时谈到新知旧学时,真有无限的感慨。
当然!我说的这些,也许诸位同学认为是站在师长一面而言,并没有说出中国文化史上师生彼此负责的事实。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举出宋、明以来历史上两三个故事,便可代表了这个观念。
至于在学理上,所有文化史的实际资料,足可作一长篇论文的充实内容,但需要诸位自己去读书寻找,让我卖个关子,以免大家太偷懒,养成依赖性。第一个故事:就是宋代忠臣文天祥被陷在元朝的时候,他的学生怕他受不了威胁利诱,特别作了一篇祭文,连带祭品偷偷地送给他。他看了一笑,带信告诉学生们放心,他绝不会不忠而投降。第二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忠臣方孝孺,不肯为明成祖的篡位写诏书,惹得成祖要杀他十族。古代最重的刑戮是灭九族,明成祖对方孝孺的灭十族,便是加上一个师族。这岂不是表示中国文化“师道”的尊严,和师生之间彼此负责任的事实吗?第三个故事:便是清代的年羹尧,相传他的秉赋非常恶劣,后来是靠一位明师教导出来而“文成武就”的。后来,他对请来教导子女的“西席”老师,也就特别恭敬、重视,优待异常。但是他在老师教书的地方,却贴了一付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付对子,虽然很粗鄙,但也正是对教育和师生之间的互相责任上,下了一个严谨的忠告。
现行三级学校的敬师
有关过去的风气,暂时讲到这里为止。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所看到“尊师重道”的精神和风气,只有在国民小学的学生们,还可以保存这些气息。一开始进入中学,就渐渐地淡了,到了大学,就只有一些影子了,甚之,连影子也看不见了。至于一般的社会和家庭,有时提到老师一词,等于代表了讥笑和讽刺的笑料名辞。在小学生们的纯洁心灵中,大体说来,对于好的老师的尊敬,真有神圣庄严之感。看到老师就要敬礼,同时又一半胆怯、一半含羞亲切地喊一声老师。可是一到初中,学生的年龄长大了,老师的尊严也走样了——当然这与现行教育的学校制度是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对于“尊师”的态度,比起在小学时代,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再到了高中时代,比起初中,又减少到一半以上。如果一考进了大学,学生与师长之间,就几同陌路之人。甚之,离开课堂以外,在任何地方碰见了师长,还肯向老师翘翘下巴(不是点头),举举手打个招呼,老师们应该有“受宠若惊”之感。倘使亲切地喊一声“老师”,真会使你感觉到感激涕零,不胜感动呢!大学毕业以后,在别处遇见了老师,还能礼貌地招呼一声,那会使你觉得其人可以“德配尧舜,道贯先贤”了呢!这种情形,是现代中国人和教育界心照不宣、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由此可知,在现行教育制度的学风之下,教育程度愈高,知识愈丰富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也愈减少。甚之,低到于零。唯有在军事学校的教育方面,大体上还能保留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和袍泽情深的情感。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了有关“敬师”的一个滑稽事实,稍作报告,希望有心复兴文化和有心整顿教育风气的人,多从正反双方注意研究。但我要声明,这个事实的存在,应该已有三、四年的历史了,因为在三、四年前,我的家里,还有三级学校的学生,所以看得比较清楚,现在我家已经只有大专学生的经验,恐怕时过境迁,也许是已落伍了。况且我又不喜欢多方接触,更不肯深入社会去作资料调查,只好据实报告一番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几十年前“尊师”的风气,最注重的是一年三节,端阳、中秋和过年的时节,一定要备礼物,如无礼物也要去向老师拜年、拜节。现在时代变了,当然须要革除旧习。但在这十多年来,每逢“教师节”的时候,凡在国民小学里的学生,一定由家长会发给一个红包带回家,上面注明是“敬师金”。虽然说这种作法产生的流弊也太多了,但在我个人的观感,倒可引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当我的孩子们带回了“敬师金”的红色时,我问要装多少钱?这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了。第一,因此可以看出一个级任教师的好坏。第二,因此可以看出孩子们的心理、秉赋的个性。当时孩子们的回答说:“起码的规定需要十元,但是我们的老师太好,而且我们总要比同学们多一点,才有面子。”于是我就故意先与他们讨价还价地渐渐加上去。最后才告诉他们“尊师重道”的道理,宁可自己节省一点,对于“敬师金”应该比较从丰为是。相反的,也有孩子们说:“我的可以少一点,不必那么多。因为‘敬师金’是由老师们集中起来分的,好坏的老师都一样,每个人分不到多少钱。并且我的老师有补习(当时小学的老师另有补习的风气),一个月可以收入六、七千元,或多到八、九千元左右。家里的用具比我们的寒舍好多了。爸!你为什么要教大学,还不如去教小学多好呢!”这番话,使我听呆了。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这一代的教育怎么办?他们的小小心灵上,已经感觉到只有“钱”和“物质”的重要,难怪人心愈来愈要趋向现实。当时除了多方讲解,善为教导以外,同时又得到一个机会去拜访那位老师。我先请教他“贵姓?”他说:“我贵姓×。”跟着再请教他“府上哪里?”他说:“我府上××”!因此等等,我只有鞠躬如也,唯唯告退!这个孩子的学业,后来就蒙受损失很大。过了几年,听说他又混到了某大学毕业,现在又全家出国去了。真是不胜感慨。
孩子们读到了中学以后,到了“教师节”时,有关“敬师金”的事,就一年比一年地淡薄下去,据说在缴学费时,已经加进去了(当然很有限)。读到了高中,好像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大有烟消云散之概。一到了大学,不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就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影子了,那只有“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境界了。如果碰到一个真正清寒的大学教授,当他“儿啼于前,妻号于室”的时候,那真会使人回忆起古人的“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苦涩滋味。
当然!这还只站在一面的观点来讲做老师的苦经。如果另从学生和家长一面来讲,据我所知,当时有些小学生带回了“敬师金”的红包回家时,根本不敢拿出来跟父母家人去说,小小的心灵上,只有偷偷地在哭泣。因为他们的家境实在太贫寒,每天要十元钱买菜都不可得,哪里能够拿得出“敬师金”呢!可是,有的学校,有的老师,看到学生不交付“敬师金”,就另眼相看,甚之,不堪其苦。你说,这又怎么办呢?后来教育当局,也许知道了这个弊病,好像下令稍稍改变了这个办法。但是,持平之道,毕竟太难做到,究竟“敬师”或“不敬师”要如何做才好,利弊也各有千秋,谁能做到真正得其“中和”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呢?
谁能遣此的大专学风
好了,闲话少说。现在我们回转来检讨一下大专学校的教授、老师们何以会受如此的冷落,这也许与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风有绝对的关系。理由和理论太多,一时讲不完,最方便而最好的办法,也可引用一两个故事来说明事实。第一个故事是在满清末年稗官野史上的记载,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始创办洋学堂的时候,聘请了好多老师宿儒来当“教习”(等于现在的教授)。张之洞第一次对“教习”们讲话,其中便有语重心长的两句笑话,他的意思是说:今天请到的“教习”老师们,都是“袞袞诸公”,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如果不能教好学生,便有负初心,那么,只好是“诸公滚滚”了!由于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旧式社会的“书院”或“家塾”里请一西席老师的时候,无论家长或代表学生和家长的是什么地位,都须不厌其烦地亲自依礼去请老师。因为这种礼貌是表示他代表学生们来请老师,不是给恩赏饭吃。所以像张之洞请来的“袞袞诸公”,也便在这种方式之下挽请到的。如果使他一片苦心失了望,那当然只有“诸公滚滚”了!
可是这种“尊师重道”的风气,现在变得没有影子,不管公立的大专学校或私立的大专学校,只要能够聘请你当一位老师,不但是天大的面子,而且对你真有恩同再造的衣食父母之概。如果你不听话,当然就“诸公滚滚”了!所以当一纸聘书,交付邮局寄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应该犹如接捧古代皇帝的诏书一样,喜从天降。身为学校当局的负责人,还有谁肯保持中国文化的礼仪,公然地为学生亲自作代表或派学校的大员,执礼甚恭地送聘书呢?尤其有一类私立的某些专校,由一、二个略识之无的老板们唯利是图地创办起来,请老师是当作赏饭吃,那种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神气,实在可使书生们不寒而栗。有的同学们出去任教,碰到这种情形回来和我谈起。我说:老弟们,学问的养成,气节最要紧。做工、当小贩的职业,与你的学问并无关系。甚之,“多能鄙事”,更可接近孔圣的心传!何必一定要做教师呢?何况事实上,一校、一院、一系都画满了圈圈,如果夤缘不到,不能得到学校老板的青睐,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照样是投闲置散,无法上得讲台。加以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有制度,论资历和年资的限制,又正好作为阻挡的藉口。稍有才具的人,不免多有些意气,于是,讨厌意气而不欣赏气节,便从此打入了冷宫。或者你教学教得太好,碰到老板们不高兴,同事的妒忌,就明褒暗贬地从此不给你开课。由于这些道理,就引出我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还只有两、三年的历史,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有一天下大雨,我与某某名经济学者(因未征求同意,必须保留姓名),一起候车上课,大家已经半身雨水,不堪其苦了。我说:“唉!现在真是工商业的时代了,能够讲礼仪,‘尊重师道’的,也只有在军事学校方面,还能保持礼貌。他们接教授,有专车,迎送都到家门,始终礼遇不衰。除此以外,其余不足观也已。”这位学者听了以后,便对我说:“老兄,说你不懂经济,一点不错。你要知道,现在的学校制度,哪里是工商业的行为?其实都是官气。你应该知道,工商业的要点是‘顾客至上’,学生固然是顾客,当老师的也是顾客啊!谁叫你不去办个学校,也请我这个顾客上去讲讲课呢!”
家庭与社会的尊师
除了因为学校的制度而形成“师道”沦夷的因素以外,社会和家庭教育方面,也逐渐地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并不真正重视“师道”。因此与学校制度互为因果,便使五千年来的礼仪之风,几乎不绝如缕,这也便是最大的原因。过去的“尊师”,因为由于某一个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关系,所以对于传授精神生命学问的老师,终身视之如父。现在是以“母校”为标榜,一切的荣誉,归之于学校,教师们只是学校中的一分子。纵然有好的老师,一切荣誉,也只有归之于学校,与个人无涉。而且工商业影响整个时代,老师们按月领薪水、拿钟点费,等同工商业的行为,所谓上课也者,也便是出卖知识而已。品行和人格的教导,当然由训导处去负责,何必多事。教室和讲台上的蛛丝尘渍,自有总务处来管理,不必劳心。教师们没有固定的休息室,没有固定的茶水供应,那是活该,又有谁来管你?下了课,赶快要去赶交通车,学生要想在课外请教,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办公室。交通车脱了班,自掏腰包划不来,这个月的生活预算怎么办?至于负责“德育”的训导,以及具有“内相”之才的总务,是否真能做到与负责“智育”的教务互为一体,那也只有天晓得。其实,办“总务”和管“训导”的,根本各自为政,谁也没有做到,谁也没有责任。因此有许多学生们一离开校门,“怨声载道,有口皆悲”,更影响了家庭和社会对于学校的轻视。学店观念和只要有学历的思想,便普遍流行,谁还管你老师的好不好呢!结果弄得对于个人“尊师重道”的风气沦丧殆尽,对于学校的情感和信赖,也只是若存若亡而已。讲到家庭教育,又使我联想起几个学生在外面当“家教”的情形。综合他们回来谈话的结果,便会使人想到现在的家庭教育需要重整,更有重于学校的隐忧。旧式的社会,“家教”便是教师,师严而从道尊。现在的请“家教”,是由于社会的风气,和有些家长们盲从升学主义的促使。大致说来,可以把他分为三类。第一类:家长们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过都是现代人,学问思想,像我们一样,大多都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夹缝中。望子成龙心切,更有崇拜自然科学的时髦感,自己不管子女的天才和本质如何,只是要求老师努力向这一方向去教导孩子,有时候自己还顺便扮演一下旁听学生兼督学,往往弄得“家教”老师吃不消地知难而退。第二类:家长们,尤其是主妇们,上了牌桌就六亲不认,孩子们学业的好坏——不是学业,只管考试,一切责之于“家教”的老师。学生们考不好,老师便是冤家。学生们考得好,就认为“这个家伙”还不错。第三类:惨了!学时髦,请“家教”,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家教”的老师教完了,还凭特殊的身份,克扣报酬。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当“家教”,碰上了这桩事。这位女同学小人气大,并不管他的家长是什么职位和身份,准备到他办公室去要。双方是否都有错,很难说。但的确有一、二人还有要不到的呢!我们试想,“家道”如此,“师道”如此,中国文化怎么办?
师道的自尊
讲了半天“尊师重道”的闲话,看来好像都是学校、社会、家庭的不对,老师们都是绝对的对似的。其实,人靠平地才站起来,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平地才使人跌倒的!现在教育的进步和教育的普遍,比较三十年前,大有天渊之别。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又加上正在一个“古今中外”的回漩中求复兴,求建设。所以忘记了旧的人格修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是“学问”;新的学识和技能的教育是“知识”。因此观念的分野,混淆不清,所以教育的思想和规定就乱了章法。同时人文学科的重要和科学新知识的重要,更没有完全分别确定其尊崇的地位,因此教育上的科目和课程,一味乱排,轻重倒置。又加上教育的来源不同,倾倒欧洲派和美国派的学人意见互相冲突,因此更使中国文化徒具口号,并无实质的内义可循。这还是对于教育前提的荦荦大者而言。其中的前因后果,各个存有许多关键,一时言之不尽。至于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人才,扪心自问,是否真为教育而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多少年来,自有专门培养教育师资的学校和学系,但是有关培养师资的“教育之教育”的问题也还不少。而且最大的原因,从事教育的已经有明文规定成为公教人员,因此作教师的是否都具有一片赤心为国家、为民族教育子弟而任教,或者仅为个人生活的需要而谋求任教为职业的,更须大加反省。
中国文化过去的明训是“学而优则仕”。但是过去的学而优不仕,而专为教师的真也不少。现在呢?一切受西方文化表层的影响,“学而优则商,商而不优则仕,仕而不优则教学”的,实在是一个罪过的思想。我也亲自听人说过,“有什么关系,谋不到好职业,去教教书总可以吧!”你想,他有没有学问不要说,但以此存心而从事教育,其后果不问可知矣。而且教育界的老师,原来如此,又怎样能够使人尊敬他为清高或高尚的职业呢!此外,无论在大小学教师之中,有的教科学的,是几十年前陈年的知识,丝毫不图长进。有新书,有新知,便藏起来,不让学生们知道,有的教文、法的,把图书馆里好的参考书,借回家后,有去无回,束之高阁。上课堂,大骂天下人、天下事一番,错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自我标榜学贯中西,才无今古,馀子碌碌,都是混蛋,可惜你们与人们不懂而已。骂完了,已经去了三分之一的上课时间,然后查问一番,略讲一节,训诫几句,使学生们为了学分而忍气吞声地鞠躬如也,敢怒而不敢言。比较好一点的,写黑板,宣读一下自己的著作,上课、下课,如此而已。也许是时代的病态,形成了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些肝火太旺,或者是心理变态的毛病。但是以此而言教育,那就要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深思了!如果骂人的教育,需要开课,这倒是很好的榜样。否则,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以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教育态度,必须要努力去学习做到才好。非常抱歉,我讲这番话的动机,绝对不存有任何其他意见。只是蒿目时艰,为了国家民族培养后一代青年们着想,所以偶而发出伤时的感慨。希望大家能够真诚坦率地在“孔圣”面前由衷地忏悔改进。禅学里有一句话说:“要说话亦错,不说话亦错。”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的口过。知我罪我,那就无法计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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