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凭发现并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近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社会人士普遍认为，乘“诺奖”的东风，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医药有望重振雄风。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面临四大挑战，亟待有关部门出台改革措施，“辨证施治”，以期中医药事业再现辉煌。
中医药生存土壤渐失
“如果华佗在世，崇洋都被医治……马钱子、决明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周杰伦的流行歌曲《本草纲目》唱响时，曾引发中医古籍《本草纲目》脱销。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说，他孩子吵着要看这本书，说明“不是孩子们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大人没引导好”。
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王键告诉记者，起源于“伏羲制九针”的中医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在中医看来，人是一个与自然时空动态协调的生命系统，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与昼夜寒暑运转、气象物候变化、地区方域迁徙等因素息息相关。所谓疾病，是人与自然时空不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不相和谐，出现功能失调的状态。所谓治疗，即运用阴阳五行、四气五味等理法方药，抓住“天人合一”的“生生之机”，通过辨证施治，调节阴阳平衡，维护和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可是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以传统文化为灵魂的中医药渐失生存土壤。王键说，中医院校教材为避免“封建迷信”嫌疑，删去了“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内容，就动摇了中医之道的传承根基。
“让我调个偏方，诊治你媚外的内伤。已扎根千年的配方，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当《本草纲目》再次唱响，人们期盼着一场“复兴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博士指出：“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值得欣慰的是，部分中医院校正在积极尝试回归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创并成功举办中医经典等级考试，获得一致好评。该校副校长谷晓红表示，屠呦呦发现并提取青蒿素的灵感来源于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再次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着巨量的财富等待挖掘。新中国60年的中医院校教育经验也表明，熟读经典、勤于临床和高级研修是成为一代名医的三大基本要素。“我们的设想是以北中医为试验田，进一步推广至北京市乃至全国。”
管理体制亟待理顺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洪净曾提交提案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有10余个成立了副厅级中医药管理局；全国300多个地级市中，只有50多个成立了处级中医药局，不少地级市卫计部门连中医科也没有，许多县没有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
一位省级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感叹：“发源于民间的中医药，其用武之地在基层，基层却没人管，何谈发展？”
省级以下缺乏专职管理队伍，这种“只有头、没有四肢的高位截瘫”，造成政策措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而在政府层面，目前有十几个部门涉及中药管理，如林业管资源、农业管种植、药监管审批……这种“九龙治水”的体制怪象，无疑会阻碍中医药的发展。
而部分法律规章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制约作用。如1985年实施药品管理法后，有关部门曾对药品进行大规模整顿。当时北京同仁堂有传统配方品种120个，因化学成分含量“不达标”，67%的药品被迫更名或改处方，否则以假药劣药论处。同仁堂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金霭英认为，用西药的“成分论”指导中成药生产，是“中医西化”的典型表现，是方向性错误。
法规还规定，任何个人不得生产制剂，医院的内部制剂必须由药监部门审批，否则即属违法。江苏省年逾七旬的中医李其禄说，丸、散、膏、丹等中药历来多是中医自己炮制，不允许自制，造成大批简便验廉的院内制剂和经典古方废用，令人痛心。
陈其广博士通过调研还发现，1999年推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以来，有“不少于25万人”以家传、自学等形式成才的中医（包括民间医、民族医，“赤脚医生”）被挡在合法行医的大门外。
民间中医高玉萍以师传秘方治疗烧伤闻名。作为甘肃省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传承人，她的徒弟中，有参加过3次以上执业医师考试均告失败者，只能“无证行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小敏在贵州等少数民族聚集地调查时了解到，苗族、侗族、瑶族的医药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未被纳入国家执业医师考试范围，所以“无证行医”现象十分普遍。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经过权衡推行了民族医、民间医培训以及地方行医资格考试，并准许考试合格者在本人户籍所在地行医。这一制度创新，给宝贵的民族传统医药文化资源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转机。
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体制机制问题已明确表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管理机构建设，同时引导推动中医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变职能相关工作。此外，进一步加强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建设，实行中医药统一管理，强化中医药管理部门在中药材资源、中药饮片、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方面的管理职能。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会同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完善执业准入制度，先后下发《关于妥善解决中医、民族医医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等。下一步将在《中医药法》立法、《执业医师法》修订以及医师资格考试改革过程中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相关人员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考核考试制度。
中医药传承隐忧凸显
“我毕业于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专业，我们的课程设置是60%中医、40%西医，最后是中医没学通、西医没学精。”北京某中医院的医生小庄自嘲地说。在他的110名同学中仍在吃“中医饭”的不到20人，有的同学至今不会开方子。小庄们的窘境也是当前中医药院校教育的缩影。
来自一所中医药大学的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4年，该校毕业学生9719人，选择进医疗单位的人（包括从事西医工作的）仅为28.77%。这所大学的负责人说：“如果照此比率流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底，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有757.98万人，其中中医药人员为54.5万，仅占7.19%。而同为传统医药大国的印度则有785万余名传统医药注册服务提供者。
中华中医药学会近日对全国1000名基层医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27.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医药传承形势“很严峻”，63.8%的人认为“严峻”，认为“不严峻”的人仅占8.7%。
1962年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医学院学生毕业前夕，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等五位中医专家曾联名给卫生部写信，指出中医学院在培养目标、中医课程内容安排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老”表示，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中医师，建议加大中医基本理论、临床技能的课时比例，同时大力提倡诵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古籍，确保学生们练好辨证施治的基本功。
迄今50多年过去，问题有增无减。此外，师承教育也很不乐观。
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成立16年来，“送走”了15位名老中医，靠师承仅培养出一名年轻传人，有的博士毕业的中医都不如他。董事长张晓彤说：“年轻中医是种子，如果一代不如一代，中医药有灭绝危险。”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非常重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和对特色诊疗技术、方法的整理及推广应用工作。组织评选了两届60位国医大师，探索建立中医药人才激励机制，目前正在全国遴选200位基层老中医(含民族医)，建设传承工作室，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中医界亟待“固本培元”
10年前，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王阶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上任，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门诊部各科室转一圈儿，细心的他发现不少科室连脉枕都没有。
脉枕是中医“赖以吃饭的家伙”，靠“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一个药罐”，中医数千年来护佑着炎黄子孙繁衍生息。中医诊断只有“望闻问”没有“切”，还叫什么中医院！他严令将脉枕利用起来。
王阶告诉记者，“功底深厚的中医大夫，通过给患者切脉至少能诊断出60%至70%的病证。”
可是，在许多中医院，古老的脉枕已被先进的仪器设备所取代。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说，很多中医院在用西医手段治病，尤其是生存艰难的县级中医院要想发展就得把西医做大，变成“第二”人民医院，这是中医缺乏自信的突出表现。
但也有专家表示，中医将部分西医的检查诊断作为辅助参考，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病情，关键是治疗时一定要运用中医思维辨证施治。
中医缺乏自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急诊治疗上。据有关部门统计，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共接待患者48.22亿人次，其中中医医疗机构的门急诊人次为7.35亿人次，约占15%。
事实上，抢救急危重症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和优势。2003年“非典”暴发时，中医药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中医治疗为主的患者至今未发现后遗症。
“非典”后，各种流感接踵而来。擅长中医治急危重症的刘清泉院长与西医出身的王晨院士采用中药饮片治流感，一个半月完成500例观察与研究，在国际权威杂志《内科学年鉴》发表论文后，引起全球业界的极大反响。
刘清泉认为，中医在急诊阵地不能发挥主体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人不自信、不自强、不自觉。
国家级名老中医吕培文认为，中医亟需“固本培元”，中医人应该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拿疗效说话。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为，疗效是检验中医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确切的疗效是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中医人要弘扬“四自”精神——自信、自尊、自觉、自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建议，中医院要“大门诊小病房”，限制西药应用，通过倒逼机制使中医恢复自信、自强。
他认为中医应向两头发展：一头是培养高精尖的中医人才，解决西医不能治疗的疾病；另一头是简便验廉，为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地区培养更多的基层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