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趣 小 故 事
子张学做官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什么叫“干禄”呢？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
“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
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如不讲过分的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
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不要有过分的行动，这样处世就少后悔。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处世很少后悔，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这样去谋生，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一个人一生做事，
随时要谨慎小心。
如果能谨慎小心来处世做事，
永远不会有过失。
孔子研究大过初爻，对人生处事问题的看法是：“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苟是假使，错就是安置。孔子说，假使是很好的东西，摆在地上也可以，何必为垫底呢？等于现在送礼还要用包装纸，往往看到很小一个礼物，用包装纸包了好几层，这不是一种浪费吗？所以真正好的东西，不必再垫底了。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本来摆在地上也可以，诠了特别特别小心保护这个东西，下面还是用白茅草垫底，免得它破损了，这个当然也可以，没有错呀爻这个卦象就是如此。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教人做人做事为谨慎——“慎之至也”。要小心、小心、特别小心。他说：“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孔子说，白茅这个东西，是草嘛！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是一些草，但是用得得当的时候，这株草便是宝了。这里我们懂了一个道理：天下事没有哪样叫好，没有哪样叫坏，也没有哪个人叫对，哪个人叫不对的；只为用得对，即使一株茅草，也能得到重用。所以一个人一生做事，随时要谨慎小心、一“慎斯术也”。
“慎”也是个手段，道德也可以说是种手段，但是宁可用“谨慎”这个最好的手段，不为用别的手段，“谨慎”是最好的手段，也是一种方法。“慎斯术也”，如果能谨慎小心来处世做事，“以往，其无所失矣”，永远不会有过失。换句话说，不要莽撞，不为随便，不为主观，不为存有成见，尽量地小心，不为像大过卦一样，一个不对了，以后错误就非常大了。可是尽管有那么大的错误，只为加以谨慎小心，便不会有更大的过失了。
——《易经系传别讲》
“谨而信”，作人非常谨慎，但是谈到这“谨”字要注意，不要变成小器。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谨，过分了就是小器。“谨慎”在历史上有个榜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
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的关键，他是绝不马虎的。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这里暂且不提。总之，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这点修养要注意，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都言而有信。
——《论语别裁》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是讲到用仁之重要。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肯乱讲话，更不说空话，为什么不随便说话呢？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做不到。所以行仁的人，有信义的人，往往不轻易答应，不轻易发言。
我们历史上有句话——“重然诺”，这就是说不肯轻易的答应一句话，答应了一定要做得到。我们又在历史上看到“轻诺则寡信”的相反词，这是说随便答应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兑现守信，所以孔子指出了这个道理。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因此个人的修养也好，处理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最好注意“以约失之者，鲜矣！”约就是约束、检束、小心、谨慎，意思是要常常约束自己。谨慎的人，过失比较少；放荡的人，容易犯错；讲话随便的人就容易失信。所以个人行为道德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失败的事情就少了。
——《论语别裁》
魏国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见孟子，两人见面谈话的情形和内容，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只说孟子见了襄王以后，出来了对别人说：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个皇帝。“望之不似人君”这句话，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头话。
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大家常会借用这句话去批评别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一下，当借用这一句话去批评别人时，自己的心理、情绪上，是什么状况，那一种心理状态也是颇为复杂、微妙而难以形容的。孟子又补充一句说：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
我们知道一个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时就越是恐惧，越加小心谨慎。尤其当时的魏国，在战略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强邻环伺，而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国君是不好当的。别说是这样一个国际现势，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该诚惶诚恐才对，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满不在乎的样子。
所以孟子说他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但一国君主应该戒慎恐惧，就是一个平民，平日处世也应该如此，否则的话，稍稍有一点收获，就志得意满。赚了一千元，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个小酒杯，加一点水就满溢出来了，像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
——《孟子旁通》
《论语》上这里也说，要“谨权量，审法度。”这个法度，就是现在所谓的制度，各种办事的制度，要严格注意，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其第二层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根据《尚书》记载的传统而讲，“谨权量”的权量，就是权变的意思。
我们中国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欢讲究两个字，所谓“经权”之道，经就是常经，大原则不变，永远不变的，如人之穿衣饮食是经。但吃白米或吃面包，穿西装或穿中山装，可以随意，则是权变。“权”具有了这样的意义。
在为政的大原则就是“谨权量”，对政治权能的分辨，要非常谨慎。以个人而言，如领导一个单位，对某同仁在权力上应该使用到什么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谨慎，这也是对人事而言。“审法度”是对制度而言。固然说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发挥，非常重要。人治法治并重。
——《论语别裁》
下面，《孟子》的原文又换一个话题了，如果用白话文加以改编，《公孙丑》下章可热闹了。用白话文改写古代的历史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也不要太离谱。例如有人说伍子胥和西施谈恋爱，就实在是冤枉了古人;又例如说韩昌黎是得风流病(梅毒)死的，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以文人或者学者的身份来说，一旦下笔，就必须对文字负责，说清楚点，就是必须对历史文化负责。写上一篇好文章、有价值的文章，流传五百年的话，就好比你活了五百年的寿命，这五百年当中有多少人会看这篇文章？有多少人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古人写文章都不轻易下笔的，一旦下笔，一定非常谨慎，因为稍有不慎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孟子与公孙丑》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鲁国的大夫。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前老学究们的解释认为：“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孩子们，想三次都不够，孔子说‘再斯可矣！’还要再想一次哪！”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其实，孔子认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
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论语别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