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的人——李淑君

其实，最忙也最辛劳的人，就是李淑君了。那几个月里，并不只是接洽杂志的登记印刷等事，她还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秘书，是固定上班的人，其他人都是业余帮忙。

虽说是固定上班的人，却没有固定的薪水，只是偶尔领一些车资而已。不但如此，还要设法周转资金，每天在下午三点半银行关门以前，要把现金存进去，以应付到期的支票。那时的票据法律规定，开出的支票到期不兑现是要坐牢的。

所以李淑君整天忙进忙出，里里外外的支撑着。

有一天，偶然问起她住在哪里，才知道她家住汐止镇，那是在台北东北约十几公里远的郊区地方。下班后，她先要搭巴士约30分钟到火车站，再转车到汐止，又需约一个小时(那时还没有直达车)，每天来回在公共汽车上，就得花三个多小时。

刚听到这个情况，真吓了一跳。相比之下我十分钟可以走来，是多么的轻松!更何况我又不是天天来。

我更觉好奇的是，在汽车上这么久，有时没有座位还必须站着，与大家挤着，我就问她，如何承受这个状况呢!

李淑君不慌不忙的说：“没有办法呀!”只好在车子里练习修定功夫了，假设自己是在静坐吧!”

啊!原来如此。原来她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的!大概就是学禅定的人，行住坐卧都在定中，都不散乱的道理。所以她虽忙碌，却知道随时随地用功，年纪轻轻，真不简单。南老师在给她的诗中说道：

书赠淑君学子

同心协力是何人

辛苦艰难赖有君

一会灵山终不散

偕行悲愿济斯民

二十余年旧道场

孤僧冷庙喜清凉

相逢犹似当年境

不觉人间岁月长

徐立功和周勋男

《人文世界》杂志有两个写散文的人，一个是徐立功，另一个是周勋男。

徐立功是南老师辅仁大学哲学研究班的学生。他硕士毕业后在电视台撰写剧本，在影剧行业中逐渐崛起。记得几年之后，陈美龄希望到电视台演戏，南老师就托徐立功替她安排试镜，试镜的结果不理想。那天徐立功来向老师解说这桩事，刚好我也来了。

这件没有成功的事，当时虽云不理想，但扭转了陈美龄的前途。陈美龄长得漂亮，自幼学跳芭蕾舞，《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中，示范照片中的人就是她。她不但长得美，念书也是呱呱叫，在淡江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前后，她也在协会帮忙。后来试镜不成，放弃了表演这一行，就到美国进修了。几年后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任高职于金融企业界。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曾与她见过面，后来她与一个同行的美国青年结了婚。

这是因徐立功安排试镜，引出来的另外一章。

徐立功是徐立德的胞弟，但兄弟二人走的路子不同，徐立德学财经，做到“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弟弟走艺术道路，他有能力有才气，也有眼光。前些年他升任了台湾“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在他的任内，曾与国际大导演李安合作，拍了“饮食男女”、“喜宴”等影片，而进军国际影展。后来康城及柏林影展，都见到徐立功带领电影队伍前往参加的场面。

李安导演在这两部电影走红后，被好莱坞肯定，邀请他拍由英国小说改编的“理性与感性”，是中国人导演西方电影的成功案例，并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导演地位。

徐立功从“中国电影制片厂”退休后，自组公司，继续为两岸三地电影事业奋斗。他早期在台湾还参与创办了一个“电影图书馆”，现改名为“电影资料馆”，对电影文化的保存很有贡献。

说到另一个写散文的周勋男，也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他沉默寡言，外形又是黑黝卷发粗重型，如何能写出轻俏的散文呢?可见人不可貌相。

周君是台湾西螺镇人，那里是以出产酱油闻名。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对台湾人受教育限制很多，尤不允许攻读政治文哲。有钱人可以到日本留学，所以台湾的医药与绘画方面有成就的多，音乐舞蹈方面人才也多，他们都是在日本学习的。

还记得一九四八年我初到台湾，适逢蔡瑞月在中山堂有芭蕾舞表演，我立即买票参观，印象深刻。妙的是，周勋男后来还曾跟随蔡瑞月学过芭蕾舞呢。不久前在香港南老师处，周勋男说出这个跳芭蕾的事，曾引起了大家一阵狂笑，因为看看发福的他，居然曾习芭蕾，实觉不可思议。

蔡瑞月经历很不幸，她嫁了一个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在那种紧张戒严时代，丈夫被捉去，系狱后驱逐出境。蔡瑞月一生很受折磨，后来与儿子移民澳洲。数年后她曾到大陆再会夫婿一面，惟长久隔离，斯人已经再婚。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再说劝周勋男选镇长的事。因为当时政策，是尽快培养台湾省籍人士，尤以蒋经国推行本土化，积极培养台籍青年，当时就流传着“崔苔菁”的幽默话。

崔苔菁是七十年代的一位有名的歌星。她的姓名谐音正是“吹、台、青”，意思是只要是会吹牛、台湾籍、年纪轻，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出头。

但是周勋男不喜欢“吹”，所以无法从政，他只喜欢做学问。一九七六年，他又到美国修心理硕士，因为过度疲劳生了肝病，就没有再攻博士学位，加上父亲病危，他就匆匆回台了。后来他的肝病是吃中药治好的。周勋男勤于笔耕，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悟一游说妙然

在大家正忙于杂志出版时，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租用一年的会址，因平房要改建大楼，所以非搬家不可了。于是南老师带领众人，天天忙着找房子。

这时的行廉姐，受邀到苗栗法云寺，去帮忙协助解决被侵占的土地问题。她知道主持妙然尼师(与善导寺另一妙然和尚同名)，在台北有一个四层楼的地方，名为“莲云禅苑”。这个地方的一楼是客室厨房，二楼是大殿，三楼是宿舍，四楼是个大厅。因为房子刚建好，四楼未派用场，也可能以三千元出租。

当南老师表达要承租的意愿时，妙然尼师却感到为难，她对行廉姐说：由于出家在家的问题，性别的问题，省籍的问题，她不便答应，除非有佛教界的领导人士能从中沟通，才可以免除外界的批评。

那时台湾佛教界的领导人物是善导寺的悟一法师，他是江苏省扬州人，刚来台湾时，善导寺尚有军队占驻，是杨管北先生帮忙，才使军队迁出。杨管北是“立法委员”，又是“复兴航业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全国航联”理事长，是台湾航运界的首脑。从在上海时开始，他就是乐善好施的人物。来台后与南老师往还密切。

杨管北知道了租房的事，即请悟一法师出面，前去拜访妙然尼师情商。

悟一及妙然二师的对话很有意思：

悟一：“南怀瑾先生希望租用你们这里的四楼，作为讲堂，请你答应好吗?”

妙然：“南先生是在家人，我们这里是出家人，又是比丘尼，恐怕惹人批评，反而不妥。”

悟一：“虽说男女有别，出家在家形式也有不同，但佛经上说，观音菩萨还有三十二相(表示以不同形式出现)，外表应该不成问题吧!”

妙燃：“既然大师这样说，我无条件把四楼借给南老师用，不收租金。”

就这样，东西精华协会搬到了莲云禅苑四楼了。

妙然尼师十四岁在苗栗法云寺出家，那时的主持觉力老和尚，是由福建请到台湾的高僧。由于法云寺的原址是日本人处决人犯的地方，听说常常闹鬼，本地人士就集资建寺，并从福建敦聘高僧主持。妙然尼师修持守戒都较出众，觉力圆寂后，就由她接棒了。

当时的妙然尼师已经六十三岁了，是三个道场的主持，除了法云寺及莲云禅苑外，还有台中佛教会馆。她轮流往来三处，领导着所有的比丘尼。

台湾女性出家的颇多。早期的女性出家的为尼，并不全都是为了学佛，而是选择一种清静的生活方式。台湾被日本长期占据，形成了日本式大男人主义作风，女人在家中没有地位，许多男人爱喝酒，酒醉打老婆是常事。所以很多女孩子不愿结婚。但台湾习俗，女人不能在娘家住一辈子，不出嫁就得出家。既然出了家，日久的薰习也会走上真修行的路。

妙然尼师的门下，也有这类的比丘尼。但她以身作则，念佛修持，随缘向人讲经说法，通俗自然，得到大家的信赖，所以信众很多。

每当她到一个道场，不管多累，先到佛殿跪拜一百零八次，她更从不向人化缘募款，虽如此，她能重修法云寺，一切都来自各方自愿的捐献。

一九七五年，妙然因胃病住进医院，医生胃镜诊断，证明书上写着“疑是肿瘤”，建议尽快开刀。但是她说：“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们出家人早已看破生死，不想再麻烦去开刀了。”

有人介绍一个老中医给她诊治，服用中药将近一年，再去中山北路建成医院胃镜检查时，肿瘤已经没有了。

那时的台湾，正在投入中医药的研究工作，蒋经国特别指派陈立夫先生主持其事。他的堂弟陈又夫，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一分子，时常代表协会到偏远地区捐赠原住民衣物医药等；他自己也是慷慨解囊的人，他同时也在协助中医研究方面的工作。

他为了中医的研究，特别拜访妙然，请求她到中医研究机构所安排的医院，再做一次检查，以确定中医草药的疗效。

既然已经好了，妙然不愿再做检查。陈又夫劝说：“中医药科学化研究正在起步，你老人家的这个案例，是重要的资料，请为众生的福祉，做一次牺牲。”

妙然听到为众生的原故，就慨然答允，再受检查，她真的好了。

也有人说，三军总医院的检查，未做切片，肿瘤是否恶生未定。

但有西医说，能使肿瘤(不论是恶性或良性)消除，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西医只能开刀割除。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愿为众生再受一次苦”，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四楼的岁月

《人文世界》创刊号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接着大家就忙着整理布置，在五月十二日这天，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了。

那里的地址是临沂街七十五巷十六号附一号，是禅苑的后门，可以直上四楼，不必经过禅苑。这里的位置是信义路二段，从连云街进去，只有二十步远的左边巷口，出入十分方便。

妙然尼师既然慷慨把四楼借给“东西精华协会”使用，不收租金，杨管北委员也就慷慨解囊，每月捐赠莲云禅苑香油钱三千元，这样一直维持了三年。

这个四楼，除了一个大厅外，另有一间，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在走道的地方，摆了两张办公桌，一张是李淑君使用，另一张给每天来的义工使用。如果来了的人多了，可以使用大厅。

作为讲堂的大厅，排好椅子，可容纳一百人，外边走廊很宽，也可以加坐十来个听众。

搬进来一周后，南老师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七月初，又开了古筝班，是由陶筑生先生主持，每六个月一期，一直持续了三年。到陶先生赴美表演，才改由他人教授。

在这三年中，连续由南老师所开课程有：

“庄子研究”、“易经研究”、“楞严经”、“参同契”、“禅学研究”以及“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设计哲学”等。

除南老师主持的课程外，还有刘大镛主持的“书法”课程，孙毓芹先生主持的“古琴”课、“琴诗书画”课，以及其他的“太极拳课”、“针灸”课等等。

由于“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这一门课程，是应光华针灸医院之请所开，后来该医院也就在这里开班教授针灸的课程了。

南老师除了每周有三天晚上的课程外，还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略可记得的有：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应孔孟学会之邀讲“宋明理学与禅宗”。

二月七日——应“国防医学院”之邀，讲“中国文化与医学”。

三月十五日——为工业设计协会讲“工业设计”。

四月十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儒释道三家思想精要比较”。

四月三十日——又在辅仁大学讲“魏晋时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之影响”。

五月七日——辅大邀讲“禅与易经对现代西方文化之影响”。

五月十五日——应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之邀讲“禅道与中国文化”。

五月十四日——应辅仁大学邀讲“禅与老庄对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

五月十五日——应台湾大学之邀讲“禅”。

五月二十二日——应台北商专之邀讲“中国文化与佛学”。

十月十二日——应“中央大学”之邀讲“禅道与东西文化”。

十月十四日——“国防医学院”邀讲“东西文化与医学”。

十月二十一日——东吴大学邀讲“禅与学”。

十一月十日——成功大学邀讲“宗门旨趣”。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儿童少年发展委员会邀讲“儿童心理教育的哲学基础认识”。

十一月五日——国民教师研习会邀讲“中国文化的前瞻与回顾”。

六月四日——应“中华电视台”邀讲《论语》，每周二小时，共讲八周。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开始，每周三下午三时至五时，在大陆工作会讲《论语》，共十一个月。

除掉前述的课程和讲演外，一九七一年起，应聘在辅仁大学正式开了《易经》的课。

另外东西精华协会还有经常的活动及设立了一些非经常的组织：如“开心俱乐部”，是专为青少年定期活动设立的组织。一个“心灵研究社”，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的，由臧广恩教授领导，以社会上奇异心灵现象为研究的目标。这项研究的内容，也是当时美国日本等国流行的研究课题。

南老师一天忙到晚，从早上九点来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除了上课及应邀出外讲演外，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一周至少忙碌六天，有时也可能是七天。

但在百忙中，他没有忘记照顾家庭，至少在礼拜天尽量要与妻儿共度。

大学的课程

南老师在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哲学系有一个二年级学生古国治，本来要转到台湾大学的，因为得知南老师应聘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他就不转学了。每当老师下了课，他就替老师提着皮包，送老师上车，后来索性陪老师回台北(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在老师家中吃晚饭。他平常没有课时，也来协会帮忙。

古国治就这样，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按照规定去当了两年的兵，回来后，仍来帮忙。

但是提皮包往来辅仁大学的教室，并没有那么久，因为第二年南老师就因事不教了，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

老师不去教课，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辅仁大学有交通车，每日往来台北与学校之间，南老师本来是搭乘校车来回台北的。校车上乘坐的，都是教授们，大家喜欢谈话，尤其喜欢向南老师问些问题。大家的一片热情，南老师也要热情相对，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上了交通车还要说话，不免太累人了。

后来南老师不再搭交通车，下课后改搭计程车，再带着提皮包的古国治，先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来，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

再有一个原因，使得南老师决心要辞掉大学的教职。因为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所以有个怪现象，学生喜欢逃课，虽选了这门课，却常常不来上。对有些不善言词的老师，会造成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

当南老师在辅大开课时，我认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南老师上课时虽也是选修课，教室却坐得满满的，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听。但有些教授上课，事先同学还要到校园中拉几个同学来听讲，凑上五六个人，否则教授就太难堪了。

像这样的强烈对比，南老师早已知道不妙，为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

听到老师辞去教职，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南老师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

说到辅大，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学。我有一个远亲张平堂，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他虽是体育系的，但他自己喜欢读哲学书籍，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经之类。《人文世界》出版后，他看了几本，刚好师大有其他教授，也向他介绍南老师的文章。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为何师大不聘请南先生来教课呢?

那个教授说：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当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讲道家的学术，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讲禅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说，请了他来，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呀?

这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南老师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指导几个博士生比较不会有这类问题。更何况，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更为简单。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深感创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必要。这样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不但大学的学生可以来听，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都可以来听讲。

在协会所开课程中，如参同契、禅学、易经、中医医理等，是属于院校较少开设的课程，所以，开课后，听众永远挤得满满的，每人要缴场地费二百元，经济困难的就免缴了。

南老师停授辅大的课后，许多同学就跑到四楼来听课了。

多才多艺的人——孙毓芹

经常到东西精华协会坐镇的人中，孙毓芹先生就是一个。他比南老师年长三岁，是河北省唐山人。曾任师部的政治部主任。但他志趣不在政治，除了琴棋书画全在行不谈，还通易理、占卜，又会养马、养鸟，还会养老鹰，懂茶道，会作诗，是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

尤其他待人随和，诚恳而不死板，还精于烹饪，实在难得。

曾有一次，南老师讲华严经毕，赋诗一首：

讲华严经毕有感

蓦忆平生事

秋风拂面凉

不堪尘扰扰

何况世茫茫

戚戚存悲愿

惶惶对法王

凄清终古月

寂默照炉香

孙毓芹先生不久就和了一首：

怀公夫子讲华严经毕有感　　

  独立清溪月

溪清人意凉

闲情谢攘攘

心事转茫茫

岐路思文佛

哀时叹素王

漫漫深夜静

风细动荷香

孙毓芹先生，后来大家都称他孙公，字写得十分雅气，是文人字，老古公司出版的书，有许多封面题字，都是他的手笔。他的琴艺更有极高的成就，后来得到民族艺师奖(一九八九年)。

但最不同的，是他凡事尽力而不执着，对南老师的态度虽淡淡而又绝对的支持。照我多年的观察，应是从南师处有所得的原故。

像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害过我一次。那天，恰逢南老师的生日，孙公和陆健龄等几个人，已准备好了一个蛋糕。孙公要我端着蛋糕走在前面，他们都跟在我后面，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我说：“老师生日快乐!”岂知老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不理不睬，使我好生难堪。

当然，大家仍然吃了蛋糕，老师也随便吃了两口，出来后我就问孙公，怎么会这样?

原来他们都知道老师向来反对过生日，他们以为如果我端进去，老师不好意思骂我。他们几个都知道老师的脾气，自己不敢拿去，却害我讨个没趣。

从那次开始，直到现在，我从不向老师贺寿，以免又讨没趣。

南老师仍是依照传统习惯，生日为母难日，那天既是母亲受苦的日子，又庆祝什么呢!更何况，当时两岸不通音信，高堂老母不知如何，更不该庆贺什么生日了。

那几年，孙公除了坐镇东西精华协会外，惟一的事就是致力于他的琴艺。因为早几年，南老师建议他去努力学琴。

孙公后来琴艺大放异彩，学生也很多，他虽得过许多奖，但他对名和利都很淡泊。他的为人好，王升先生曾透过萧政之先生与南老师，要他回部队去当政治部主任，但他拒绝了。后来他患了气喘的毛病。记得有一次，他有病被送往医院，病好后，他就来对南老师说：“下次再犯病请不要送我去医院治疗，人人都有一死，死不要紧，但到医院检查治疗，那个活罪难受!”

孙公留在家乡的，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他在台湾并未再婚，虽然追求他，想嫁给他的人，中国、美国小姐都有，但他始终潇洒自己度日。

两岸开放来往后，他与家乡连络上了。妻子在唐山大地震时断了腿，后来治好了，儿子是务农的人，孙子孙女都有。孙公几次预备回乡探亲，临时都因气喘病又犯，始终未能成行。

一九九0年四月十四日，他在加护病房等待儿子前来，最后仍未及见面，便逝世了。

喊口令的人——林中治

在四楼坐镇的，除了孙公外，还有林中治先生。

林先生最早是在孙公的禅修班中，与钟德华先生、陆健龄先生等同时。后来他们也都参加了青田街时的禅学班。

林先生来台湾，是阴错阳差的偶然。抗日战争结束时，他才十七岁，不久在他的故乡福建福清县，被军队拉夫，强迫进了军队。当时他的兄弟们都逃脱了，只有他倒霉，就随军队辗转到了台湾。想不到那时的倒霉却变成了幸运。

由于他自幼在家乡读过古书，笔下不错，所以被分派文书方面的工作。退役后，经由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安排就业，到电力公司工作。

他担任的工作是外勤，完成当天任务就可以下班，所以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工作完毕，到四楼协会来帮忙了。

林中治很用功，也不爱多问，做事负责又热心，却有些个性。他的中气很足，嗓门很大，在这个一百人的大讲堂中，每当上下课喊“起立、敬礼、坐下”的，就非他莫属了。

说到上下课敬礼的礼仪，也是南老师很重视的。这并不是要求听众对他个人的尊敬，而是认为礼仪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从文化的观点上来说，这是培养相互尊重的美德，是社会祥和的基础。讲台上与讲台下相互行礼，既是礼仪，也是秩序。

林中治在四楼的这段时间，与李淑君配合，分担了许多工作。尤其是事务性的工作，多由他担当。那时他是单身一人，下课回到住处，继续用功，或看书或修禅定，极少外出消遣游玩。

因为他是下午来的，晚饭就随便吃一碗泡面。有时他会带些青菜来，在讲堂外的走廊上，用烧开水的电炉煮一下吃。

渐渐的，有人与他分食，再渐渐的，参加分食的人更多了，愈煮愈复杂，有时甚至到煎鱼炒菜的规模。他虽然乐于替大家服务，但是楼下素食的比丘尼闻到了腥味，不免有些怨言。这也是后来搬迁的原因之一，说起来，令人汗颜。

后来林中治在一九七七年，先是应妙然尼师的邀约，到苗栗法云寺佛学院讲经教课；过了一段时间，即退居离寺较远的后山，独居潜修。十年后，再邀他到老古公司帮忙，他把书库整顿得井井有条，花费不少心力。那时他已结婚，他的太太在医院药局服务，对他的生活目标全力支持。

他在老古一年光景又离开了，专门致力于宏扬佛法的活动。他曾经对我说，学了几十年的佛法，不愿将一点心得埋藏，愿与大家分享。

刘修如的梦

一九七一年五月，协会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年底。听讲的人中，对禅宗有兴趣的一些人便纠合起来，请求南老师指导，给大家一个禅七训练。

我们之中，多数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禅七，这次参加的人共有三十个左右，大致记得的有：

白玉堂(White)——美国人

刘修如——社会司司长

钟德华——交通银行襄理

汪忠长——东西精华协会秘书长

刘大镛——书法家

王中平——美国记者的太太

明仪法师——韩国来的和尚

韩振声——“立法委员”，绰号老顽童

王绍璠、卢惠玲——夫妇

陆健龄、蔡淑美——夫妇

叶世强——艺术家，会为孙公做古琴

史济洋——中学老师，外号史菩萨

另有刘雨虹、袁行廉、廖小姐、吴爽熹、张东生、李淑君、林中治等，还有大学学生张选翰、许荣禹、郑景松、曹砺铁、郭秋福等。

此外还有三个禅苑的比丘尼。记得临时前来参加的，还有一个西藏来的女士，也在七日的训练中，造成一些涟漪。

在七日进程中，孙公是助教。林中治喊口令，维持程序进行。李淑君忙进忙出，操持一切杂务，南老师讲话时，也由她写黑板。

对多数人来说，这是初次经历，古禅师说：“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人们脑筋思想无一刻停止，想到达“心空”真不容易，能“空”就考取了。

记得是第五天的午饭休息时，刘修如司长对我说，他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昨天是他的六十岁生日，在梦中，有人通知他去中山堂开会。他匆匆赶到中山堂的会场，在会议室的门口，看见几个熟人坐在里面。正要走进去时，忽然想起来，里面坐着的谢冠生(司法院长)谢贯一等人，不是都已经去世了吗?心中不免犹疑起来，何必跟死去的人开会呢!于是就回头走了。这时也就从梦中醒了过来，心中还有些余悸。

许多算命的人都会对他说，他活不过六十岁。换言之，六十岁是他的一关。他说，昨天是六十岁生日，如果去和死人开会，自己一定就与他们为伍了。现在因为来到这个选佛场，与这么多心念清净向善的人在一起，再经由老师的禅定训练，虽不见得有多少成就，但定能生慧，可能开启了自己一点智慧，才能梦中作了一点主，惊觉那个会不能参加，因而逃过了一劫。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人文世界》，题目就是“心空及第归”。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久前，听说刘修如先生返回他的湖南故乡，落叶归根。想来他应该是快九十岁的人了吧!祝福他健康长寿。

再说这七天训练的事，确有些特别的感受，心灵受了激荡，许多人显露出异于平常的反应，就好像心中的一切不再能隐藏，内心深处的毛病也抖了出来。知道检讨的人，发现自身下意识的毛病连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个人平日常说，自己是好人，从不做坏事，那天突然惊觉自己原来毛病很多，坏事也做过不少，不免心生惭愧。

可见修身很难，反省更不容易。

背后的人们

俗话说，一个伟大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像孟子吧!有个伟大的母亲，大家从小学就读过孟母三迁的故事。

反过来说，一个有成就女人的背后，那个男人一定也不简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王室中著名的有建树的人，她的夫婿阿伯特，是极被称道的标准王夫。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背后的先生也是永远协助并支持她的人。

南老师是不是伟人，或有成就的人，我无从下评语，但不可否认的，他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奋不顾身的挑着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以教化作为人生的目标和生活中的第一任务，这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

但是一般作妻子母亲的人，所希望的是夫妻常相厮守，以家庭为第一，能有安定的生活，及健康上进的儿女。

南老师在台湾又再结婚，就像许多在一九四九年来台湾的“大陆人”一样，因为不知何年何月才重归故里，迁就现实在台另娶(或另嫁)。

初期两岸情况一度松驰，南老师的原配夫人王翠凤女士，也曾带了两个儿子来台。只是当时南老师正好经营失败，生活困难，她们母子只得又回乐清老家去了。

台湾的南师母姓杨，是东北辽宁人，比南老师小十岁，他们育有二子二女。这四个儿女，都长得漂亮，一个比一个聪明，原因是他们的父母，除了个子不高以外，也都是聪明漂亮的人物。

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以前，要拜访南老师的人们，只能到家里去，所以每日访客不断，南师母整天忙着烧开水(那时还没有发明电热水器)。据说有一天，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可见访客之多，也可知师母的辛劳了。

及至协会成立，访客可到办公室来，师母总算不必再烧那么多开水了。但是老师晚间上课，下午到处讲演，上午又要忙着会务，从早饭后出门，直到晚上十时才能回家，这个家中男主人的时间，都被外人占据了。这个家庭妻子儿女的牺牲真不算小，他们的苦痛，不是外人可以了解的。

有人问南老师是不是佛教徒，他回答说：“我不够资格，因为佛教徒应该舍己为人，这一点我还做不到。”

南老师家中信仰自由，师母是回教徒，子女中也可以自由信教。长子南一鹏曾在《人文世界》发表过一篇“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幽默短文，颠覆了这个著名的禅宗公案。

一九七二年，师母病了颇长一段时间，南国熙已经离开她三年了，一九七三年，师母由朱文光陪同，赶美探望儿子，此去就再未回台了。

五十五岁感怀

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师，一定会把周末空出来，陪着妻儿度过，或随师母的兴致，陪伴外出。老师对师母的关怀，大家都有目共睹。

多年来，虽然居家常常搬迁，但都照老师的原则，在“四大”之间。

“四大”皆空，本是佛典上的名辞，地火水风就是四大。老师找居处所说的四大，是指四个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城中分部)、淡江大学(那时还是淡江文理学院)。

早年所住蓬莱新村，靠近台湾大学。青田街时代，则靠近师范大学。莲云禅苑时期，老师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皆靠近淡江大学及政大分部。

老师住家与“东西精华协会”距离甚近，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节省不少时间。老师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另一方面，有能力也会用在文化方面。

师母在癸丑年(一九七三)到美国去探望孩子，这年南老师是五十五岁，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理发师劝他染发，他没有接受，还作了一首玩笑的诗：

理发师劝染发戏作

世人多畏发初白　却喜头颅白似银

免去风流无罪过　何须装扮费精神

渐除烦恼三千丈　接近仙灵一性真

对镜莞尔还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

虽然世人都惶头发变白，有人却觉得满头白发可与风流绝缘，少些罪过。不管白发黑发，我还是我!

尽管诗意轻松，但岁月催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天，我先到三楼找到行廉姐，二人一同到四楼老师办公室去。老师说：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自己从梦中哭醒了。

老师从梦中哭醒!这真是天大的事!

原来老师在梦中又愁又急，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急得哭了起来。

正在此时，听见袁太老师(焕仙)喊他：“怀瑾呀!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回头望去，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远远的向自己走来。

天啊!还是一个孩子啊，还要等许多年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师平日一定在着急接棒的人，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对于这桩事，我心中颇为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

老师是临济宗的，他说：“按照临济宗的传承，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

接棒人还没有下落，学生中倒有人给老师惹了不少麻烦。

这天也算巧，我正在办公室与老师说话，电话响了，听见老师的回答，感觉不妙，至少非常奇怪。

是“总统府”打来的，因为有人写信到“总统府”，说：“要国家有救，只有找南怀瑾才行。”

“总统府”于是要来查问一番。也幸亏来查问，老师才有机会说明并不知情，认为是有人开玩笑。如果不来查问的话，很可能把老师列入黑名单，认为有什么阴谋之类。

据老师说，类似的事已不止一桩了，学生们(或者听讲人)的天真想法和作法，造成不少困扰。

事实上，癸丑年的台湾，已有很显著的变化，经济起飞已有些成效，有钱的人多起来了。随着台湾本土菁英人才的崛起，民间的政治团体也多了起来，他们从暗到明的活动着，但也遭到压制和打击。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及台独人士，多已被关进牢房，而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疲弱，渐近尾声。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已去过了北京，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似乎随时会生变。总而言之，台湾从内到外都在变，经济结构在变，政治生态在变，人心更在变。

文化怎么样?财富开始冲击原本就薄弱的道德文化，人们也趋向在金钱与道德间任选其一的作法。关心人文社会的人们在忧虑了，没有文化道德的基础，财富反而会成为可怕的事。叔本华曾说过：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有财富：

夜阑人静，午夜梦回，愁上加愁，老师想起了故乡家园，已远离二十多年了……

思乡

故园西望泪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烟

最是梦回思往事　老来多半忆童年

想起了故乡父母家园，不觉也想起了故乡的妻子，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与自己自幼青梅竹马。局势如此，想到她艰难的处境，头发也早已白了吧!再想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往事：

忆内

辛苦艰危发早华　童年犹忆住他家

庭园百卉先春艳　蜨蝶双飞争扑花

闲话胡适与铃木

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编务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拿出长短各数篇。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及杭纪东三人，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大家也称他们为三剑客。

其实徐进夫是属于新三剑客，原来的老三剑客是杭纪东、林曦及王绍璠，因为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就改组了。

三剑客的另一人林曦，也是经常写文章又常来帮忙的人。那时他在台大化学研究所，得到硕士学位后，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国念博士去了。

林曦虽是学化学的，早年跟随老师热衷《参同契》的研究。

他也是一个才子，古书读得比较多，材料丰富，文章词藻华丽。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才回台湾。现在彰化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九六年当《人文世界》复刊时，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从前一样的热烈支持。

可惜三剑客之一的杭纪东，始终惜墨如金，未曾写过片言只字。不过，“东西精华协会”的组织章程宗旨等，倒是由他协助起草的。

徐进夫那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后来改为翻译工作，曾译过许多文学名著。研习禅宗后，开始翻译国外有关禅宗的书籍，后来成为此类书籍翻译的佼佼者。除了铃木大拙的著作外，他所翻译的“西藏度亡经”，至今仍为畅销书，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着。

自从七0年禅学班开始，徐进夫也是一个经常来帮忙的人。

由于他接触英文禅宗方面文章很多，有一天，他带了两篇文章给我，一篇是胡适博士的，另一篇是日本铃木大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

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是国际上颇为著名的。胡适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但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到禅宗的问题时，似乎尚未突破。他在五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禅宗在中国”(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因为他看了铃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禅与生活》(Living By  Zen)一书，有所质疑，感到失望云云。胡适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的。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铃木不久有了回应，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禅：答胡适”(Zen：A Reply to Hu  Shih)。他开头就说：“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

铃木洋洋洒洒的论辩，说到后来，竟直截了当说胡适不懂(禅宗)等等。

夏威夷大学的学报(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载铃木的文章时，也转载了胡适的那篇文章，两篇同时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一问一答的两篇长文，是学术界著名的论辩，内容精彩。

此后，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但是，胡适始终未再说话。据说，因此之故，胡适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胡适有生之年没有回应铃木，也许有两种原因：

其一是默忍铃木的话，自己不懂禅宗。其二是以禅宗的不立文字，以保持缄默做为回应。

如果是自认不懂，胡适真够大学者的风范，是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精神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如此。

如果是以缄默不立文字为回应，胡适应该算是彻底放下名位之争及是非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禅宗的解脱自在了。

无论是那一种原因，胡适都应该算是了不起。此是题外之话。

为了禅宗这个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不少人向南老师提出建议，希望他执笔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以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

为什么是禅宗

说到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不免要谈一谈《禅海蠡测》这本书。

眼看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早年在禅宗的门前徘徊止步，他本人又被国际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批评为不懂禅宗，作为中国人，真是情何以堪!而铃木在国际禅学的声望日隆，一九四九年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的院士，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日本人对学校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虽是战败之国，却能奋力发展经济，迅速执东亚经济之牛耳。也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与他们受禅宗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呢?当铃木接受天皇颁发文化奖章的那一年，国民党当局到了台湾，那时的台湾，在文化历史上堪称一片沙漠。

不久，李执中、萧天石二人先后来探望了南老师，同声表白：文化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赶快采取行动，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

在李、萧二位的催促下，《禅海蠡测》诞生了。南老师事后说，当时他被李、萧二人骂出一身冷汗，就立刻动手写书了。有趣的是，这时刚好是在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发表之后。

《禅海蠡测》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那时的台湾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局面。幸亏还有美国人的帮助，军事上有顾问团，急需复兴的农业，则有与美国合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该会五个委员中，有两个是美国的专家。

农复会的主任委员，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不能进入农复会。换言之，农复会是由技术及专家挂帅，不能被国民党以党来领导内行。蒋介石特许了他，所以农复会才能自由运作，达到有目共睹的成就。

当时最苦的是军人。因为台湾的经济尚未突破，军人待遇无法改善；人口多的军人家庭，甚至有三餐不继的情形。

现任东海大学教授的蒋勋，那时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环境，他在自述中说，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饭，十分苦恼。但他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了提起孩子们对惟一的空心菜的兴趣，向他们说着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蒋勋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也始自饭桌上的空心菜。这也说明了早期台湾普遍的穷苦状况。

再说，当时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台湾，谁还管什么文化啊!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那时也只在师大教书，所得仅可温饱而年轻一代尚在求学，文化建设根本不成气候。

那时钱穆和唐君毅二位学者，由大陆迁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程兆熊、徐复观也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怀着“鹅湖”的精神，开始文化播种的工作。

《禅海蠡测》的出版，开始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时却有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张君劢，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我们这一代，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交白卷。”

张君劢这样说，并不一定是对禅宗情有独钟，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深知禅宗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如果甩掉禅宗不谈，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跛脚鸭。当然，也极可能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

张君劢和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都是早年留学法国的读书人，他们关心国事，有书生报国的热忱。但他们是用批评建言的方式，后来组织了民社党(张君劢、陈启天等创立)及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创立)，宣扬政治上的理想。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他们就被人讥讽为国民党政府的花瓶政党。这也因为他们是书生的原故。

其实政治上的“花瓶”也没有什么不好。南老师常引用易实甫的两句诗“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名士好比花瓶，起码让人赏心悦目，比起带给人民无边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民、青两党今天在台湾已“无疾而终”，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实在并没有起过什么坏作用。

左舜生更为有趣，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书生，最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因为琼瑶笔下创造的是爱情桃花源，人人向往。

琼瑶成名(一九六五年)后，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赏，他每天工作完毕，一定要看琼瑶的小说，精神才能得到舒解。据他自己说，琼瑶的小说是他思维的重要调剂。但是，也可能是琼瑶的爱情桃花源，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罢!

一九七三年，另有一个欣赏《禅海蠡测》的年轻人，名叫袁保新。他当时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托我向南老师转达“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由“先知”再版《禅海蠡测》这本书。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但他们肯定《禅海蠡测》在学术上的价值，南老师也就答应了他们。袁保新后来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央大学”，现在则为南华管理学院教务长，也陆续有著作出版。

中华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历来或如滚滚江河，或如涓涓细流，总有学者或达者，继续传承；唯有禅宗，这个唐代以降，占文化要角的禅宗，自清末以来，却在日渐萧条中，难怪有识之士要大声疾呼了。

其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包括了禅宗的。但一般认为，那是学者的论述，尚未真正表达出禅宗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初访中国大陆，即探询冯氏，希望见面。有人说，美国历届总统，只有尼克松比较了解中国人，大概因为他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原故。

再说《禅海蠡测》刚出版时，真是可怜，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市面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十年之后，少数流传出来的旧书，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二十元美金。所以老师常勉励文化界的人士，凡事莫灰心，真有价值的作品，早晚会被人肯定的。

基辛格和第一本书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文，连续在《人文世界》刊载两年，暂时告一段落。这其中所谈及的，只是有关“身”的部分，至于有关“心”的部分，尚未谈到。人是“身”、“心”二者的结合体，禅宗所谓的心地法门，是从“心”入手的。

尽管只涉及到“身”的修养，已是颇为罕见的著作了，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以方便阅读及存放。

那时做任何事，都是打穷算盘，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虽云简陋，但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这本书也就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

说到杂志及书，使我又想起相关的一些事。《人文世界》的支持者，多属客串性质，常因人手不足而产生不能按时出版的问题。平鑫涛先生曾一再提醒我们，拖期一次，要五期的时间才能挽回销售，所以一定要按时出版，一天都不能晚。有一次，他还对我说，如果无法如期出版，也许可以改为写书，这样就没有时间的压力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杂志该付印了，就去找李淑君。岂知到了四楼，看到稿子仍放在她的桌上，等待最后一校，而她，却外出了。

听说她去证券行了，是办理交割手续。

我大吃一惊，原来李淑君在做股票啊!

那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买卖股票要亲自去，因为打电话很难畅通。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就是转让手续。

其实，那次是老师的买卖，只是差她去办理而已。由于年前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这次基辛格又去北京了，不知是否会与中共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当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老师就借了一些钱，叫李淑君去买股票。果然基氏离开大陆，发表谈话，一切尚无大变化，于是股票连涨三天，老师用赚来的钱，印了这本《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老师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赚钱上的话，有人说，他也会成功的。虽然初来台湾时经营失败了，那是因战乱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以常理论。

但是，老师不愿把精力放在赚钱方面，只是随缘偶一戏作，文化才是他的中心。可能因为生意人人可做，但是从事文化的人，可就不那么多了。

岔出了股票这段事，杂志脱期也不能怪罪李淑君了，只是常使平鑫涛先生为我们的杂志操心，老师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就不再麻烦他代为发行了。

再说这第一本书印出以前，南老师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禅海蠡测》(一九五五)、《禅与道概论》(一九六八)、《楞严大义今释》(一九六0)、《楞伽大义今释》(一九六五)。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后来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Samuel  Weiser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这也是南老师的第一本书被译成外国文字，在外国流通。

美国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东方学术书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当他们最初收到英文译稿时，花了不少时间，请几位专家研读，最后决定出版。

在他们给朱博士的信中说，有关此类著述在东方有很多，但南怀瑾先生的这一本，才是真实的学问，与其他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ao  And Longivity》。

这本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的翻译本出版，老师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单传长子的绝技

在讲《道家密宗与中医医理》的课堂上，曾讲到人体气脉的问题。南老师说：他听说安徽省有一个村落，有人会点“死穴”，又会点“活穴”，这是中国道家的大学问。但是祖传习俗上的不合理制度，这种绝技如果仍是只传长子，不外传他人，早晚这个绝技会灭绝的，实在可惜。

南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不止一次，没想到，身怀这个绝技的人，正坐在听众之中。

他就是张嘉先生(字逸仙)，他文才高，武功又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但他具有一个斯文俊秀的外表，那时他已快七十岁了，仍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模样。后来南老师常开他的玩笑，说如果哪家千金征婚抛彩球的话，一定会抛给他。

有一天，上课前他走进南老师的办公室，我们也跟进去了。他说，再三听到南老师讲，不应该把绝技保密，应公诸于大众，他心中挣扎了好多天，觉得有理。但父亲早已过世，当时说明只传他这个长子，连亲弟弟都没有传，现在他怎么能公开呢?所以心中矛盾极了。他日思夜想，昨晚忽然梦见父亲来了，对他指一指那个穴道，又点点头。他醒来后感觉父亲已点头同意他公开这个绝技了，心中愉快，并希望南老师给他一些时间，在课堂上示范，向大家公开。

我们都无比的兴奋，要学这个绝技。据张嘉先生说，清朝时候，家乡有武功的人，常互相争斗，当与对方对打时，点了对方“死穴”，但对方不会立刻死去，要过一个月才会死，那样在法律上就没有罪了。另一种“活穴”，是当一个人忽然气绝，在活穴处下去，可起死回生，张先生自己在台湾也救过邻居的孩子。

点“死穴”大家不必要学，就学起死回生的点“活穴”吧!

张先生先表演了倒立，只用大指和食指支撑着倒立，有了这个功夫，他手指的力量才有资格点穴，才能在活穴处令人起死回生。

接着有人志愿做示范对象，那个穴道是大腿窝三角肌内，类似手上虎口的位置，张嘉先生大姆指食指夹住那个地方，用力一弹(突然一抖)就行了。

大家知道了，但是施功的程度大有不同，如果不会两个手指拿倒立的话，功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曾请张先生在我身上实验一下，以体会那个力道。被他弹拉一下后，我整天都觉精气神上升，非常舒畅，相信是气脉流通在起作用，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张嘉先生精通达摩“易筋经”，武术弹腿，后来就在协会开班，传授给年轻朋友。

一九七七年初，他应邀到美国教拳去了。也是与儿子一家相聚。一九七八年末，他因消化不良，身体检查，说是癌症，到纽约开刀。人到了美国这个所谓科学的国度，一旦看了医生，生命由医生作主，自己的意愿被科学践踏，完全不能自主了。开刀的前夜，他写给我与行廉姐的信中说：如果开刀未能醒过来，这封信就是告别的遗书。

当我们收到信时，他已去世了，是手术中过去的。可能这就是他的愿望吧!实在可惜。而更可惜的，是他的起死回生绝活，虽然公开了，但是究竟是否真有人学会，不得而知。

南老师得知张嘉在美病逝，十分悲痛，赋诗悼念：

闻张嘉逸仙国大秘书在美逝世讯

去国原知万事空

凡人歌哭九洲同

多才已自为身累

肠断苍溟魂梦中

再想到中国医药传统中，还有数不清的绝活，是否都能像张嘉先生一样大公无私的公开呢?南老师不断的在呼吁，要文化流传，中国人不能再私有了，应该统统公诸于世，造福人类才对。

话说《论语别裁》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大陆工作会邀请南老师去讲《论语》。对南老师来说，讲《论语》是轻松平常的事，因为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因为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自动听讲速记，以致促成了《论语别裁》一书的问世。

蔡策与南老师，是在日本之行以前认识的，直到四年后，才有时间来听南老师的课。

南老师在大陆工作会讲了一年，把《论语》讲完了，蔡策又花了半年的时间，从速记变成文字。

有了这个基本的架构，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参加的人不少，最重要的还是南老师的仔细修正。到了第二年五月，《论语别裁》出版了。

以后几年接续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先由蔡策速记，再由南老师修订出版。这几本书的书名，也都是南老师定的带有自谦意味的书名。如果没有蔡策的记录，还真不知道这几本书何时才会出版呢!

说起《论语别裁》这套书，还有许多趣事。刚出版不久，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就读的学生杜忠诰，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就自动向国文系日夜间部同学介绍。结果在短短半个多月，一共卖了三百多套。同学们还以为杜君是个推销员呢!

杜忠诰是农家子弟，南老师特赠一套西服料子给他致谢，但他坚决不收，他说是为中华文化而推介的。后来老师改送他一套藏书《渊鉴类涵》，他高兴的接受了。

杜君向学极为努力勤奋，后又留学日本，得到艺术学位。除国学外，他早已研习书法艺术。一九八五年起，在台湾及日本多次举行个展，并三度获全省美展第一名及多项文艺奖。近年不但多次为老古书籍封面题字，更帮忙审稿校正的工作。

曾有一个读者，来购买《论语别裁》时说，是一个美国学生介绍给他的，说要研究中华文化，先要读《论语》，要读《论语》就要先读《论语别裁》，才能真实了解孔子思想。如果只看一般注释的《论语》，则难免枯涩难懂。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有关《论语》的一件事。刚来台湾不久，有些读书人认为《论语》的章节次序有问题，要重作整理。这个想法引起南老师对《论语》的注意，再加研究，愈发觉得《论语》“条理井然，脉络一贯”，绝对不必要重新编定。后来，南老师写了一篇《孔学新语发凡》，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引起的。《论语别裁》出版时，这篇文章也就附录于书后，作为参考了。

钟先生与钟居士

钟德华先生是交通银行的襄理，早在“东西精华协会”创办时，他就参加了。他祖籍江苏，生长在山东，个性开朗直爽。由于他早已学佛，与各方结缘很多，大家都称他为钟居士。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他先约好去看南老师，并要我及行廉姐也一同前往。

他意外的带了一个陌生人同来，介绍之下，也是姓钟的先生。

原来，这位与南老师素未谋面的钟先生，曾几次托请钟居士引介，要向南老师求教。他是学西藏密宗的。

当钟居士提到学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见时，南老师就拒绝了。南老师说，不愿谈密宗，如果密宗在台湾消灭了，就让它消灭吧!因为真正的密宗难看见，假密宗太多，往往使人迷信、执着，所以消灭了也好。

可是天下愈假的东西，常常流通得愈广，这也就是释迦为什么说：众生斯可怜愍者也，就是说，一般人没有智慧分辨，真是可怜啊!

钟先生心中有急迫的问题，希望得到南老师的解答，所以几次托钟居士求见南老师，却未如愿。钟居士不得已，这次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门，不事先说明，就干脆把钟先生带来，想必南老师也不会把他赶走吧!

原来如此!南老师也明白了，那个再三要求见面的，原来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钟先生。

既然来了，那就说吧!

钟先生学密宗多年，就在前一年，一位密宗的学者大师，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并主持了一个七日的修课。

钟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大约十来个人，参加了这个修持。但是到了第四天，有人吐血了，有人昏倒了，钟先生自己也病了，好像是胃不舒服。于是这个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就匆匆提前结束了。大家的心情变得苦恼消极。

说起主持这次修行的密宗学者大师，也是颇有来历的，他就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张澄基博士。

张澄基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笃伦，抗战时期是西昌行辕的主任，在西昌当地来讲，是最高的政府官员。

我在西昌专科学校上学时，张笃伦正是行辕主任，他的妹妹耿太太(张澄基的姑母)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馆长。张家的孩子与耿家的两个女儿，都在我们同一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学校是当地唯一最高学府。

一九四0年我到西昌学校时，张澄基刚离开，听说到西藏去学密宗了，而我与他见面，是后来在台湾的事。

当钟先生谈这些事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世界太小了，说来说去人与人都直接或间接的认识。就拿钟居士来说吧，抗战时期他在成都服务于交通银行，当时银行总经理金锐新，正是行廉姐的姨父。我们与钟居士在台湾认识后，才发现从前就见过了，真是有缘来相会。

再说这位张澄基博士，到西藏学密宗，听说与陈健民先生同时，后来他到美国留学，又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走上了学术路线。他的藏文造诣高，所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台北慧炬出版)极为轰动。另外他还有《佛学今诠》上下册的出版。但猜想他同时也走着修持的路，才会有主持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动。

学密宗是富贵奢侈的事，很花钱的。常听人说，某人花了十万大头(铸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求到一个法；又有某人花了多少大头，才得到某种的灌顶，所以穷人修密宗比较麻烦。

张澄基博士，早在彰化修建了一幢房子，听说是作为闭关及修法的道场。钟先生所参加的修持，就是在这幢房子中进行的。

钟先生叙述了他们那些天修持的细节，包括饮食起居等，有些属于很秘密的情况，我们也听不懂。钟先生也特别提到，学密宗的人所遇到种种困难等等。

南老师说，西藏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学密宗的人也是吃荤的，不像汉地学佛人吃素的规定。如果打坐起来，吃的是鸡鸭鱼肉，体力活动又少，几天下来一定消化不良，原本身体可能已有问题的人，自然就爆发病痛了。这也不能全归启于张澄基博士。

南老师对于钟先生的问题，只解答一些燃眉之急的要点，许多大问题，未作解答。但却因此之故，促成了年底在高雄佛光山的禅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