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禅风

钟先生来过不久，“东西精华协会”又搬家了。这次是临着大马路的新建四层的楼房，在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

这个屋主原希望出售，因老师没有经济能力，最后只租用了二、三、四层。这时老师的家属多数都去美国了，只有三公子一鹏和老师，就住在二楼，三楼为办公室，四楼为讲堂。

由于课室较小，只能容下三十多人，故而课程选择了《黄帝内径》、《难经》以及“古琴”、“古筝”、“书法”、“易筋经”、“弹腿”等。听众多的课，则在外面另租场地举行。一九七四年二月所讲的“中华文化与佛学”，一共讲了十二次，就是租用中华文化大楼举办的。记得是请杨政河教授接洽租到的，大厅容纳三百人，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这时老师在大陆工作会所讲《论语》的课已经结束了，不久又开始讲“历史的经验”，仍由蔡策记录，曾在《人文世界》连载，一九八五年再整理出版。

在钟先生来访的同时，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所，也有一个要向南老师求教的人，她名叫陶蕾。此人与禅宗本是毫无瓜葛的。她研究的是艺术史，当研究到了东方艺术史的时候，发觉处处不离禅宗及佛教。这一下可麻烦了，生为一个炎黄子孙，竟然要向美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不免心有不平；又觉得有些羞愧，羞愧自己对祖先文化的无知。

此时的美国，也正流行着禅宗热。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热浪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掀起的，所以美国流行的，自然就是日本式的禅宗。

最奇怪的是，美国大学有些东方哲学或艺术的教授，觉得如果没有参加过禅七训练的话，难以得到学生们的崇敬，因为缺了一项亲身体验。

陶蕾说，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那位美国教授刚去参加了一个禅七回来，是由日本禅师主持的。日本禅师有一种训练的方法，用香板在学员的背上真打，常常打出伤痕，甚至血迹斑斑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打，所以，挨了香板的人，还会很骄傲。

这个教授一面述说着参加禅七的事，一面解开衬衣，露出被香板打过的背部。一条一条的板痕，历历在目。学生们看得心惊，那教授则面露得意之色，表示他是有境界的人。

但是，被日本与西方人心仪的禅宗，正被中国人随便丢弃。为此之故，陶蕾再三托我，如果南老师主持禅七的话，一定要早通知她。

事有凑巧，十月下旬，高雄佛光山的东方佛学院，邀请南老师前往讲授中国禅宗的“丛林制度”，因为在多年前，南老师曾写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的小册子。

南老师是十月二十六日前往的，李淑君同去，担任写黑板的工作。那时的佛光山，刚建好大悲殿，其他建设都尚在进行中。

佛光山的七日

南老师从高雄回到台北后，我听说大悲殿是个好地方，又得知星云大师是从南京栖霞山寺庙来的。我虽与他从不相识，却贸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说：“师父，我们从前见过的……”

他说：“哦?在哪里啊?”

我说：“来台湾之前，你在南京栖霞山，我在南京鼓楼金陵大学上学，周末我常去栖霞山游玩……”

他说：“是啊!我也常到鼓楼去……”

我们俩人就这样彼此说着半真半假的话，作了开场白，他心中有数，接着就问我：“居士，请问有何指教啊?”

我立刻开诚布公的说明，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想参加禅七，是否可借用大悲殿，作为禅七的场地?

星云大师听到是南老师主七，立刻满口答应，并且热情的说，一切食宿及费用，全部由佛光山负责。

大师慈悲的胸怀，令人感动。费用方面，当然不能真的麻烦他了，此是后话。

糟糕的是，当我打电话给星云大师之前，并未先得到南老师的首肯。换言之，南老师尚不知道要请他去主持禅七的事。现在佛光山已经表示欢迎了，我怎么去向南老师说呢?心中不免嘀咕起来。

于是我先与李淑君通了电话，计议了一番，然后就赶到了老师办公室去。那时大约下午五点钟的光景，我知道老师也爱吃牛肉面，桃源街有一家牛肉面馆很有名，许多人常常专程去吃。我说要请李淑君及其他这里的人去桃源街吃牛肉面，并请老师作陪。

南老师不疑有他，也就答应了。那时办公室只有另外一位小姐，于是我们四人就乘了一辆计程车，到桃源街那家牛肉面馆。

大家坐定，叫了要吃的面后，我就对李淑君说：“今年我们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打禅七……”话还没有说完，老师就立刻说：

  “不来，不来，我是不干的!”没等老师说完，我也马上接了一句：

“请别人来主持总可以吧!”

听了这句话，老师无法反对了，只得说：“那可以，那可以!”

我和李淑君心中暗喜，老师既不能反对，也还得加入我们研究何处是较合适的地方，结论当然是佛光山大悲殿较好了。

只不过，如何去向星云大师商量借用呢?我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商洽借用的工作，其实早就同星云大师说好了。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原因是老师并不愿意打禅七，而不愿意打禅七则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很少遇到青出于蓝的后学，以激发老师的教育火花，试想对着一群智慧平平，只会点头称是的学生，当老师的才能学养怎么施展呢?尤其是禅宗的老师，教化天机活泼的禅宗，更加如此。南老师喜欢别人向他挑战，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机会。

其二是老师常说的，彻悟并不是非经禅七锻炼不可；抱本参禅一样有人悟道。现在的社会大众，多数连做人做事的基本还没有达到，何能期待他们超凡入圣?不如脚踏实地的先从修身齐家、培养人格道德开始磨练。

因为老师不愿意打禅七，所以希望参加禅七训练的人，不免千方百计想些法门，以便把老师拖进来。虽然我们都是些智慧平平的普通禅宗向往者，但经过了禅七训练，都自觉智慧提升，定力略强，故而每逢年底到来，大家都在期期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

后来事情发展下去，仍然要请求老师拿起香板。所以说，这次是用了些小计谋，与李淑君一吹一打，外加利用了老师的慈悲心，才促成了佛光山的禅七。

打嘴巴公案

这次禅七的行动真够庞大的，台北参加的人们坐了八小时的火车才到高雄，再乘汽车半小时到佛光山。陆续前往共有五十多人。另外是佛光山的出家人约五十人，合起来一共一百人。

佛光山的弟子学生们，展现了十二万分的热忱，协助来办这件事。

陶蕾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这次的经验，使她回到美国的大学扬眉吐气了。只不过，她并没有挨着香板，她知道了香板真用来打人，只是日本禅师的花样。

学密宗的钟先生也来参加了。猜想为了他的原故，老师在七天之中谈到了许多密宗的学理、修持法门及密宗的特点。许多对藏密有兴趣的，那次也收获颇丰。可惜的是，后来在整理出版《习禅录影》时，后半部的录音带毁损了，无法记录下来。

在这七天之中，负责禅堂秩序并喊口令的，仍是林中治，写黑板的仍是李淑君。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禅七，其中有个年轻的男生。特别要提一下。

这个人坐在右边第一排，右半边全部坐的是男性，左半边全部是女性，我坐在左边，也是第一排。

老师则坐在对面中间的座位上。

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堂老师正在讲话，看见林中治走到老师面前，轻声的说，那个第一排坐着的男生，全身紧绷，两眼发直，好像出了问题。因为我也坐在第一排，所以听见了这些话。

老师听了，就向那人看了一眼，仍继续说下去。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纷纷望眼过去。老师又说了一两分钟的话，才告一段落，就起身走到那人旁边。

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摇摇他，与他说话，或叫他放松等等。

岂知老师走过去，二话不说，就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嘴巴，然后说：“起来活动活动!”

林中治把他拉起来，他好像已被打醒了。

老师若无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对大家讲话。可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却在大家心中震荡不已……这也许就是禅宗棒喝法门的一种吧!

怪不得古人说“大唐国内无禅师”，唐代禅宗大德辈出，是禅宗最盛的时代，可是却说没有禅师，可见一个够格的禅师多么难找。那不是只通学理就行的，是要能应对各种情况才算。故而不是真正彻悟的人，如何能担当禅宗的大师呢?

新书出版

这时期的东西精华协会在忙什么呢?

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以来，经常来帮忙的年轻人增多了，古国治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的兵役，七五年下半年就回来了。另有陆健龄、赖芳如及陈美龄，李蔚亮等，也经常在办公室帮忙。

赖芳如毕业于文化大学，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下班回来，住在三楼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房子中。记得还有一位冯道元先生，从左营来台北，也帮忙了一段时间。经常坐镇的仍是李淑君。

《论语别裁》在前一年(七五)四月一日，于“青年战士报”连载，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合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报纸的订户因而大增。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闫修篆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剪报。

当时所刊载的，是蔡策先生记录的初稿。由于受到广泛欢迎，造成了非出版不可的形势，也是料所未及的。

到了九月，南老师所讲“历史的经验”暂告一段落，即开始整理编辑“论语新义”，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才以《论语别裁》的书名出版。

与此同时，也开始整理《习禅录影》，这本书中两篇“古记”的记录，是古国治根据录音带整理的。“芳记”是巫文芳的记录，“长记”则是韩长沂所整理，其余“谈记”“遨记”及“集记”，因时间较早，当时系以油印手抄所记录，已不能确知是何人手笔了。

这两本书都在一九七六年春季出版。同年再版的书籍尚有《禅宗丛林制度》、《楞伽大义今释》及第三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在这个期间，南老师仍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或教学。记得一九七五年秋季，曾到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多次讲授“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史”。又在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讲“革命哲学”。一九七六年七月，开始在“青年战士报”讲《孟子》，一直讲到十二月，才把孟子见梁惠王讲完。《孟子旁通》一书就是根据那次所讲，由蔡策先生记录，后来再整理出版的。

另外要特别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国广播公司邀请老师讲《易经》；其二是四月开始，假“青年战士报”大厅，开了一门“唯识研究”的课。

不见面的吐丝人

先说“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老师前往，每周一次，为他们的员工讲授《易经》的事。

到了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讲了十几次，尚未讲完。那天南老师到了中广，听到一个刚发布的消息，“中广”董事长换人了。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也就是蒋经国先生的次子。

这个消息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南老师心中却有了特别的反应。在讲演结束时，老师立刻对听众宣布，因有事要出远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再来继续讲课。

那段时间，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未能经常到南老师办公室去，对“中广”《易经》课叫停，并不知悉。直到有一天，一位在“中广”工作的亲戚，打电话来提到这件事，说发现南老师仍在台湾，不知何时能再来“中广”继续给他们讲《易经》。

岂知南老师说：“这事不便明讲，暂时不会再去讲课了。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换了蒋经国的儿子。”老师后来告诉我其中的道理。他说：

“假如有一天，这位新来的蒋董事长，也来听《易经》的课，下了课又客气的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说是经国先生邀请茶叙，请问能拒绝吗?如果拒绝了，使人家难堪，还说我们不识抬举；如果接受了邀请，见了面，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写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绝吗?真拒绝了，人家有办法对付你，不拒绝的话，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说到这里，连带要提一件类似的事。有一个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常受邀来台指导科学计划的推动。那个年代，台湾科技很落后，这些科学家们只能短期前来协助，如果长期在台，就与国外先进科技脱节了，所以大都不肯长期留在台湾工作。

但是蒋经国先生对科技发展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急需一位在台领导科技发展的专家，在台推动这项工作。

那一次，这位科学家又应邀暑假来台，说明是短期协助。但当他步出飞机时，忽然看到蒋经国先生在下面恭候。这位科学家心中一惊，知道自己走不成了。他真的留下来了，他对科技发展实有贡献，只是牺牲了个人的选择。

其实，对科学家来说，除了牺牲个人的选择外，不会牺牲科学，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曲籍、文章。就以钱穆先生来说吧，他走着学术的路线，蒋介石及蒋经国先生对他始终甚为恭敬，并没有要求他说什么，做什么。

但是南老师却不同，他自己曾说并非学者，他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每个人如都能修养自己。社会的个体分子优秀了，才可能使品格提升。人的品格高了，才会有较理想的社会，人们才能有比较美满的生活。

这种想法与教化，是不能因人而丧失其客观性的，所以，在“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中，早已说明不涉入任何政治；换言之，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

南老师常开玩笑似的说，自己办了一个“东西精华协会”，是好玩的，不与任何人合作，以免因意见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人与人合作是很困难的，如果是做生意，合作不成顶多是赔钱了事。但文化却完全不同，决不能轻率马虎，更不能成为工具，丧失原则。

南老师不但自认不是学者，许多学者也觉得如此。虽然许多学者承认南老师读过的书比他们还多。说南老师不是学者的原因，是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

举例来说吧，他常引用错误，在讲演的时候，引用《红楼梦》里的一首诗，他会说成《西厢记》，还不止一次的错引。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是颇为严重的，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至于究竟出在《红楼梦》或《西厢记》，并不是重点。

有人说，以蚕吐丝比喻南老师最为恰当。蚕吃了桑叶，却吐出丝来，可以织成料子，做衣保暖。如果没有蚕的贡献，桑叶永远是桑叶，顶多是中药里的一味。

南老师把他读过的书，学来的各种学术，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也就用不着研究了。

说这个比喻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借这个比喻，骂那些半瓶醋的老师们，说他们好为人师，急于去说法度人，实际上桑叶还没有变成丝，所以虽当了老师，吐出来的不是丝，而是绿水。其实能吐绿水也算不错了，有的还是吃了桑叶吐桑渣呢!

这也是一些人的笑谈而已，录此供大家一笑。

唯识　熊十力　牟宗三

其次再说“唯识研究”这桩事。

南老师讲《论语》，讲《孟子》，讲《易经》，讲《金刚经》，讲《楞严经》等等，都是“讲解”或“讲述”，但是每当讲到唯识，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讲解”。

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曾向南老师请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没有细说。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

中国的唯识学，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却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以及寺院的学者中。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

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是始自于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识，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识论》，对唯识论有所批评。如果不是重视唯识，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

熊十力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说：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台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个性爽朗直捷，作风坦率而有原则。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30元，资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绝了，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

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不像有些门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这是题外闲话。

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因为每天下班懒于举炊，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记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马白水、赵春翔三人，则有家眷，都住在一楼，各有一大间。赵春翔是我的姐夫，张平堂又是远亲，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都爱下象棋，还时常连下通宵，黎明棋局结束，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

我常在访张平堂时，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育，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涉猎颇多。

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我一定不会错过。

言归正传，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新唯识论》，分成两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论”，另有一部是“量论”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熊、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不肯轻率下笔。

以熊氏学养之深厚，曾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也许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终未写“量论”。

学养了不起如熊氏，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轻易从事，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过，牟宗三虽未写“量论”，但在他后来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一般认为，有所论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发现，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唯识论。

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则只是名辞的依文解义而已。

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轻率讲述，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

老古出版社成立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南老师开始闭关了，预计是两年。

这次的闭关，找不到三十多年前四川峨嵋山上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环境遍寻台湾也是找不到的。记得刚来台湾时，假日出外游山玩水，发现台湾山高庙小的特点。走了许多山路气喘如牛，到了山顶大失所望，原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台北木栅的仙公庙(供奉吕纯阳的道场)，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社会富裕，捐钱的人多了，才渐渐修建得颇具规模。

所以南老师想闭关，找不到清静的地方，只能采取“隐于市”的方式，就在自己住的二楼闭个方便关罢。

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就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以前的书，并不是自己出版，因为那时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

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他仅有的一间小房子(养母遗留给他的)。用这笔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帐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老师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老师才归还给他。

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切业务，当他登记出版社时，老师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五月得到批准后，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联络推动。

这时《人文世界》杂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

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出版了《新旧的一代》及再版《禅话》。这两本书都曾在《人文世界》连载。《维摩精舍丛书》也在这年再版，另外还印行了一些赠送的书，如《菜根谭》等。

十月十六日，按照政府的规定，“东西精华协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由协会秘书长杨德祥主持。大会的来宾除了刘修如先生及吴景康先生外，还有“救国团”台北区总干事史济锽，他是史济洋的弟弟。

说到史家姐弟，又牵扯到一些文化上的问题，顺便一提。

因为在莲云禅苑时，史济洋借住在三楼。在学校教书，下课回来也在会里帮忙，她对人和蔼热心，大家都称她为“史菩萨”。

有一次，南老师听说她的父亲是史久光先生，就鼓励她姐弟，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遗墨出版。因为史老与蒋百里与杨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毕业，三人都是民国初年的兵学家。

史氏早年曾习儒学，中华文化底子深厚，军事学业之后，又曾赴德国研究哲学，故为文武全才的军事哲学家。

因史氏遗墨多为行划，后由孙毓芹帮忙辨认，完成初步工作。印制出版时尚有以往袍泽张国英将军(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郝伯村将军(曾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捐资促成。这虽是题外的一章，也表明了南老师对文化的关注，有时真是无微不至。

东西精华协会自成立以来，对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也是经常参与。其中包括送救济衣物到偏远地区的小学，像乌来、石门、大湖以及各地民众服务处等。也参加赈灾捐款给紧急受难的人们或社会团体，以及育幼院等，并捐赠医药给受刑人等等。

另有一项长期在做的，是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既是贫困学生，他们忙于兼职解决经济问题，功课是不易优异的，所以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在这众多的公益项目中，出钱又出力的，是陈又夫先生。

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大陆工作会的副主任，他是听讲《论语》时与老师结的缘。他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在协会设立了焦氏报恩奖学金，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发放，最初是每年两万元，资助三四个学生，以后又逐渐增加。当时这个数目很够学生用了。焦氏助学金也资助了几个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

除了经常性的助学金以外，也还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学金，视情况而定。慷慨解囊的也有程沧波、汤宜庄、闫修篆、林苍生等先生。

颇为感人的是，有两个学生，接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后，投入了工作，领到薪水后，也来提供助学金，帮助其他的学生。

举凡这些公益活动，在南老师的领导下，都是默默的在进行。有些设立奖助学金的人，隐去姓名，做了就算了，记事册上只有“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

另有老师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却遗交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由陈行夫先生转来。二十多年前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阴阳五行

南老师闭关后，这年的九月，我前往美国去了。从洛杉矶开始，一路行去，在East Lansing陶蕾家住了一周。

这时陶蕾仍在伊利诺州大学博士班进修，住在她家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编印的东方文化教科书。信手翻去，看到一章是介绍阴阳五行的。因为我曾在阴阳五行这门杂学上花过一些时间，不免就要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解释的。

岂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因为连最基本的东西都错了。举例来说，十天干的五行属性，排错了，以致庚辛本来是金，在这本书上变成了木，诸如此类。再看编这本书的人，名字有许多是中国人。如果是美国人编的，错了也难怪，既然有中国人在编辑群中，为什么会错呢?陶蕾说得妙，她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是儒家、哲学、历史这一类的，对于道家这一套，他们可能也不懂。我好奇地问她，当初你选这门课时，教授讲到这里时，如何讲解呀?

陶蕾说：“教授不讲，叫我们回家自己研究。”

中华文化实在浩翰渊博，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也就难怪外人了。

后来陶蕾建议我，写封信去哥大纠正，他们一定很感激你的。我原本也想这样做，后来想，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何必苛求他人呢，也就懒得管闲事了。

冬天的几个月我住在纽约，那时吴爽熹已经从法国到了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巧的是，周勋男也在一年前到美国攻读心理学硕士。他是在印地安那州的博尔大学，因是寒假期间，也到纽约来了。

另有一位钟绍桢先生，是朱文光的朋友。他在纽约工作多年，熟悉环境，就约了我和吴爽熹、周勋男四个人一同，由他开车，前往纽约市北边的一个大乘寺游玩，顺路又去日本禅师所主持的一个禅院参观。

这位日本禅师的太太是美国人，当初也是他的弟子。我们到的时候，禅师下山去了还没有回来，有人带领我们各处参观。这个禅院在山上，没有中国寺庙的热闹气氛，而有一种修道院的感觉。日式木造房屋，座垫是黑色，当然到处是日本的设计，却很恬静淡雅。

日本这个民族，很会吸取他人的文化精华。有人认为日本的茶道、剑道，甚至禅道，都将一些禅宗的高尚韵味渗入了生活中，也算是发扬得好的一面。不像中国的，越来越俗气。至于说禅的最高处，则就不必深究了。

我们去的那天，雪深半尺，虽已放晴，路滑难走。下山时碰见禅师上山，两车交会时，还纠缠了一阵子。

美国的禅宗

看到了美国的日本禅院，顺便也说一些那年我所看到的美国禅宗大致状况。

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卡普乐(Philip Kapleau)和他的著作《禅门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

卡普乐本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二次大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盛事—纽伦堡大审，他是被派往采访的记者。

残酷的战争和史无前例的战犯大审，常会激发人类对生命的另类思考。卡普乐后来放弃了记者生涯，前往日本追求禅宗对生命的悟境。他在日本的十二年中，追随过三位大禅师，后来编写成这本《禅门三柱》，“三柱”就是三个禅师的意思。

这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出版的，造成不少的轰动，认为在西方哲学领域中，是一种突破。许多大学哲学及心理学系。多指定《禅门三柱》为参考书。后来我的一个晚辈在美国大学修心理学，特别多买了一本书寄给我。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由于铃木所著有关禅宗的英文书籍掀起的旋风，就有不少禅宗爱好者，陆续在美国英国出版了一些英文书籍。其中有些是翻译中国禅宗祖师语录，如John  Blofeld把黄檗禅师及大珠慧海的语录译成英文；陆宽昱(Charles Luk)则翻译了虚云老和尚的禅七开示和《楞严经》。

陆宽昱是中国人，生于一八九八，他是虚云的弟子，六十岁才开始翻译工作的。他虽是中国人，但他的英文译本甚受肯定。

其他有关禅宗的著作也很多，或把公案机锋翻译成英文，或自我心得等，都仍限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惟有卡普乐，是第一个在日本修学十二年的美国人，真正实际磨练而将大师们的经验与心得编成了《禅门三柱》。

这本书的价值如何，在此不作评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与一个西方人十二年修学的感觉和见解有关。他的这本书激荡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界，开启了另一扇生命科学的探究之门。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兴起了“嬉皮”运动。嬉皮们由不愿从军打仗而反越战。接着由反越战发展为反传统，要求言论自由(Free Speech  Movement)简称为FSM。后来言论(Speech)的S又解释成性(Sex)，变成争取性行为的自由了。

这些嬉皮们，自由的放荡，自由的服用迷幻药、大麻等，他们漫无标准的追求自由。听说参禅打坐是自由解放，但见山坡边，草坪上，一群年轻人，低眉闭眼的盘腿散乱的坐着，一时蔚为风尚。这些年轻人否定了传统，但又不知道前途，于是就寻找一些以往不知道的东西，有些人则来到台湾。

记得在莲云禅苑四楼的时候，常有些美国年轻人来找。有一次，刚好我在那里，临时充当翻译。那个来访的美国青年说要学禅宗，南老师回答他的问题，却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不是服用迷幻药?”

他说以前曾有，南老师又说：“你如果不立刻戒掉，会死得很快!”

南老师开门见山，不假辞色的说法，使我感觉很难堪，但也只好照实翻译。那美国青年听了以后，表情木然，我心中反而很觉沉痛。

他走后，老师说：“看他的眼神，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是时代的人渣，真够可怜。”

嬉皮争取的性行为自由，直接被色情行业发展了起来。色情媒体泛滥成灾，影响所及，不仅是美国自己，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均蒙受影响，而且愈演愈烈。

卡普乐及另外许多日本禅师们，在美国各有自己的基地，定期举行禅七修持。参加禅七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美国人忙着赚钱，能够抽空参加一次就不错了。

如何修证佛法

冬去春来，一九七八年三月初，接到台北古国治的消息，说南老师闭关已满一年，在三月二十一日，要抽时间开课了。

我立刻电话陶蕾，她听说这个课，也决定要来参加，就到学校向指导教授请假三个月，并要学校承认这门南老师课程的学分。

她的教授说，南某人是有名气的，他们已经听说过，只是南某人的著作，既未附有参考资料，又无注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所以他开的课，我们也不便承认学分。

陶蕾听了不服气，就对教授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他们的著作都是没有参考资料或注释的，只有后来研究他们学问的，才会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参考资料。南老师已融汇贯通一切。成为他自己的发明，何需附上参考别人的资料呢?

那个教授也算开明，接受了陶蕾的说法，答应她去台北上南老师的课，并且承认算作三个学分。

这桩事证明了美国学院的教授们，仍是开明的，不是墨守陈规，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

但这件事却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南老师的著作中添上参考资料和注解，并不是一桩困难的事啊!也就是这个想法，促成了几年后翻译《习禅录影》中的一篇，此是后话。

三月中旬，我从纽约飞往旧金山。陶蕾已先我一日到达。我俩结伴同行，一起回到了台湾，赶上南老师开的课。

南老师这次的课程，题目是“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每周二及周五的晚上八时至十时，上课各两小时，地点是台北佛光别院，一共讲了三个月。不过尚未讲完，因为南老师临时有其他想法，所以暂停了。

顾名思义，这是佛法显教密教的修行方法及程序，对学佛及修证的人，关系相当重要。因为讲课大厅很大，参加听讲的人很多，用了两个黑板，分置两边，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各写一个。

每当南老师为学生讲课时，总要同学们记笔记。这次的听众中，有不少出家人，也有几个外国学生。记笔记是人人在记，但许多记不完整，不好意思交给南老师审阅。有些人怕给老师增加麻烦，也不交出来。至于像我这一类的旁听生，人数也不少，笔记只有记给自己看了。

在众多认真的听众中，赖芳如的记录比较详细，后来不少同学借她的笔记去抄。她也是少数交笔记给老师的人。十年以后，要整理这次讲课的记录时，赖芳如的笔记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后来整理好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赖芳如学佛认真，第二年的春天，她就剃度出家了，法名“禅定”，目前她在加拿大有个小道场。

这一年，有好几个外国学生来求学。其中一位比利时的李文(Levens)，除在政治大学研究所上课外，特别在南老师的指导下，研究“心性之学”。后来他将《马祖语录》译成荷兰文出版(比利时用法语及荷兰语两种语文)，获硕士学位。

台北的监狱

这时的蔡策先生，却因被人连累而去坐牢了。

蔡老是个文化人，与人合伙做生意没有防人之心，结果被人用他的图章开出支票不能兑现。台湾那时的票据法律，开空头支票是刑事，要坐牢的，而且一票一罪，连续累加，十分严重。他就这样冤枉的进了牢房。

其实也是南老师劝说他去服刑的，一方面了结了这桩事，另一方面就借此在牢里读书好了。

蔡老坐了一年牢出来后，反倒气色明亮，原本瘦瘦干干的一个人，变得丰润了。那个样子不但不像从牢里出来，反而像是度了一个快乐的长假，精神饱满的回来了，大家都啧啧称奇。

据蔡老说，他内心平静无怨，每日念诵《金刚经》，无烦恼，读书为乐，这也证明了“万法唯心”的力量。

因为父亲病重，周勋男在夏天从美国回到了台湾，他并未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自己又得了肝病，幸亏吃了一年中药才告痊愈。

那时蔡老仍在牢里，因为周勋男在美国学心理学，南老师就嘱咐他到台北监狱，给受刑人上课，作心理辅导，也就是贡献社会。他每周日前往义务讲课，一连讲了一年，听讲的有三千多人。

有些年轻人问南老师，监牢中的犯人，犯了法，作了坏事，坐牢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怜恤，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们呢?

南老师说，做坏事犯了法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他们可怜之处是他们的愚蠢。他们也许是生来愚蠢，也许是环境造成而堕落，不像正常人那么幸运，岂不是很令人同情吗?这并不是说他做坏事是对的。

如果能够影响他们改过向善，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好人，少了一个坏人，所以要帮助他们脱离罪恶，好好做人。更何况，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蔡老不就是一个吗?当然也要怪他自己粗心大意，太相信人，才招致这无妄之灾。

到监牢去讲课的，还有叶曼女士，连讲三个月。另有其他几个，属于一次性的。台湾这类的心理辅导公益团体很多，宗教团体也多有从事这种活动的。只是社会开放了，人们的自由也多了，许多人对自由的定义不清楚，所以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虽然辅导及教化的团体也在增加，但似乎永远也赶不上犯罪人口的增加速度，监狱也人满为患了。

于是人们又都回头再讨论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似乎到处千疮百孔。

古人说“百年树人”，按照目前科技发达，人文道德落后的状况看来，百年也怕树不了人!

般舟三昧　唐伯虎与白骨禅

在南老师闭关的两年中，除了曾讲“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之外，还有两件事，也要述说一番。

先是首愚(原名从智)法师在高雄闭关的事。他也曾参加那次佛光山南老师主持的禅七，是一个热心修行的出家人。

由于十分努力，他就在佛光山闭关修行。他在关中修的法门是“般舟三昧”，听说这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副重药，当然也是快速悟道的法门。

据说修这个法门的行者，在关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只以用手臂挽着吊在大梁上的一条绳子上，无休无止的顺着圆圈行走。累极了就停下来站一会儿，吃饭喝水也是站着，直到把身体累到将死未死的时候，一切念头都没有了，然后可能豁然而悟。

首愚法师闭关修这个般舟三昧，产生了问题，就托护关的人(大约是送饭来的人)代他请教星云大师。大师知道从智师是认真修行的，也就很认真慈悲的说，自己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建议他向南老师请教。

南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刻南下高雄，到闭关的地方，告诉从智，不能再修这个法门了，再修下去可能出大问题。因为修这个法门的人，要比较年轻，身体又要十分健硕，才经得起这种锻炼。而从智师那时已没有那么年轻了，身体是受不了的。

过了一些时候，从智师与其他几个专门致力修证的出家人，表达来台北的意愿。南老师说，修行在哪里都一样，不一定要来台北，再三劝阻。他们觉得能靠近南老师，有问题方便请教，于是组成了“大乘学舍”，设在距离东西精华协会不远的地方。

由于这几个出家人的关系，又引出了另一件事，就是南老师在关房中给他们讲《禅秘要法》的事。

这几个出家人既在台北，有一天就问南老师。什么是修行容易证果的法门。南老师写了一句唐伯虎的诗：“公案三生白骨禅”。

唐寅这首诗如下：

怅怅莫怪少时年　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　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　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　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　衲衣持钵院门前

唐伯虎有没有修过白骨观，不得而知。但他知道有一个白骨观的法门，也不简单了，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法门。南老师借着这句话，就讲了这个白骨观的法门，也就是《禅秘要法》。不过据老师后来说，白骨观有三十多观，这次只讲了十多观。

这是专门对修法的人所讲的，当时听众也只有十来个人，我并未参加，只是后来听了录音带。八、九年后，才整理了这次的讲记出版，书名为《禅观正脉研究》。

说到白骨观，使人想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那时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一切实际大权，国府主席则是一个高权不重的职务。

林森主席一生未婚，听说出差时，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手提箱，不管走到何处都自己提着。等到夜深人静，打开小箱子，拿出人骷骼拼装起来，原来他是修白骨观的。

这只是传说，可能因为林森主席一生未婚，个性作风都很恬淡，不计较名利，又很洁身自爱之故，再加上人们看见他自己常常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便使人联想成为白骨观的修持者了。

被法国人难倒了

记得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吴爽熹还没有到法国去的时候，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到协会办公室去，因为有一个外国学者要来拜访。

我和阿熹都按时到达，原来是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来访，陪同前来的是曾任南非大使的汪公纪先生。

因年代久远，我们都记不得这位访客的名字了。他是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据说还会中国的书法呢。

他的来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谈话，使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应对。

这位法国文化官，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哲学，都颇热衷，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知名人物。

他说：曾到日本参观不少禅院，留有印象，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又找机会到大陆去参访。现在又来到了台湾，心想总能找到一些禅宗的消息吧!但是走遍了台湾各地，倒是看到许多“禅寺”、“禅苑”等，只是进去才发现，不过是普通的庙宇罢了，根本不是禅院，里面也没有禅师。不得已，他只好来找南老师了。

这位法国客人，叙述了他的访禅经过后就问道：

“南先生，台湾到底有没有禅院?有没有禅宗?在什么地方?”

这一个问题，真把南老师给难倒了，怎么回答啊!那时是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事实确实如此，但要怎么说才顾到中国人的文化脸面呢?

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听众，也极有兴趣的等着听南老师的回答。眼看着南老师的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正在寻思如何回答时，这位法国客人忽然又岔出另一个问题，他说：“日本禅宗颇盛，有出名的禅院，也有禅师，既然台湾会被日本统治五十年，想必台湾一定会有些禅宗的痕迹吧?”

幸亏他又问了这第二个问题，南老师就顺势针对这第二问，作了回应，大意是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是殖民地政策，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并不是培养文化，尤其不会鼓励精致文化如禅宗者，故而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及寺庙而已。

这位法国客人又说道：“台湾光复已经三十年了，大陆过来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禅的踪迹呢?”

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南老师也只能“是啊!对啊!”的将就应付着。最后，这法国客人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应的答案。他说：“大概你们中国人受了一千多年禅宗的陶冶，自身己与禅宗成为一体，每天的生活都是禅，所以再也用不着另有禅院或禅师禅宗了。”

这句话令人意外又吃惊，不知道是否是他真正的想法。只不过，听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耳朵里，似乎有些讽刺的意味。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另有几个美国学生来台湾，找到东西精华协会想要研习中国文化。他们各有专注的题目，但大都对道家较有兴趣。由于他们的中文都在学习阶段，南老师就嘱我协助他们。我只好当起翻译兼助教的工作，帮忙他们研究《禅与道概论》中“道”的部分，实际上是陪洋人读书而已。

这几个人中，有一位，在台湾停留了三年之久，她是华裔周秀颜小姐。

这位周小姐还学了不少其他科目，颇认真的一项是“鹰爪功”。几年后回到美国，在旧金山的公园每晨练功；有一天，正在练功的时候，突然倒地脑死，情况颇似李小龙之死。有人说，硬功没有练好，会使脑部忽然产生压力问题，导致意外。消息传来，大家震惊不已。

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海外分部的研究生文洁苓(Janis Walker)。她也在差不多时候来台，向校方表达学习禅宗的意愿。学校把她介绍到南老师处去上课，并承认学分。

文洁苓有艺文底子，心理系毕业，会写诗、画画，在旧金山上大学时，也学过一些日本禅学的课。

惊变的社会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台湾要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十二月五日，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人为首的参选者，组成“党外人士”实质政团，而且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其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这在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到台二十九年来，是空前的；在“戒严”时期，这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当日，就发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报纸登出，颇为轰动。

竞选活动才进行一周，到了十五日的深夜，忽然消息来了，宋楚瑜把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凌晨二时，美国驻台使节，由“外交部”钱复次长陪同，前往面见蒋经国，告知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消息。

天亮就是十六日，消息传开了，这个美国与台湾断交的爆炸性消息，震撼了股市，造成股市全面下挫，几乎全部跌停。

随后蒋经国下达紧急处分令，宣布选举延期，竞选活动停止。台湾随即掀起了移民潮，人心惶惶不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国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了。

台湾何去何从?本土政治运动变化加速，从言论到行动，接近了暴力边缘，终至引发了这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因为是《美丽岛》杂志领导的冲突，人称是二二八以后台湾最大的政治暴动冲突。

这个事件造成异议人士(又称党外)多人入狱，有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说，其中林义雄(现在的民进党主席)，遭遇灭门惨案。当时为黄信介等作辩护律师的，是陈水扁，就是后来一九九三年当选的台湾市长。

在这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养。

先是，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不久，由从智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同好的出家人，组成了“大乘学舍”。他们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师的指导，就安排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

南老师本来是极不赞成他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寺院，因为既要修行，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是道场!况且南老师从事的是文化工作，虽然宗教也是文化，到底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是专门在宗教上下功夫的。宗教并不是南老师的唯一关注。

现在看到这几个想认真修证的出家人，既已自行安置，也只有帮助他们了。于是就订定每日课程，要他们遵守努力。

这一年，由于“大乘学舍”的成立，社会环境的不安和动荡，外加香港洗尘大和尚多次来台坚邀南老师，造成老师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

也因为这些出家人的原故，南老师在东西精华协会所安排的课程，这一年中，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

首先讲的课是“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连讲多次，是要出家为僧的学子们，除了佛教佛法外，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到了一月底，正是农历新年假期，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禅七。大乘学舍的出家人是当然要参加的，另外还有几个美国回来的出家人参加，比利时的李文及美国的文洁苓也参加了。另外参加的有徐进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陈玲玲(现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闫修篆先生甫自军中退役，并刚出版了他的易学著作《易经的圆与卦》，他虽与老师相处多年，因工作忙碌，这次才有时间参加。

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来了。他们两位在台湾早期，出版了许多道家学术的典籍，很有名气。

另外还有不少辅仁大学上过老师课的年轻人，如曹砺铁等。这次禅七总共有百人之众。因年龄及背景差异性大，故每晚讨论时间，意见表达呈多元化，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东西文化思想交流，很耐人寻味。

二月下旬，南老师传授了密宗的“准提法”。密宗传法本是很严格的，没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的人，不可以传法。因为南老师曾在西藏学法，并得到唝噶上师的认可，具有传法上师的资格，也有正式的文件。

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外，另外所开的课尚有《宗镜录》、《大乘要道密集》(密宗)、《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密宗)、《楞严经》以及《大比丘三千威仪》、“诗学”等。

洗尘法师与十方

自从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就连续多次来台湾拜访南老师。一方面想请老师出面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院长，另方面希望同老师合作，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

有一次，洗尘法师突然带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师来看老师，原来他是台湾的圣严法师

  。可能是因为圣严法师具备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所以为了能仁书院的创立，洗尘法师也找他同来。他们二位原来是请求南老师出任香港能仁书院(大学及研究所)的院长。因为能仁书院想取得台北“教育部”的认可与帮助，故要在台北立案。而熟悉台北教育界的人告诉洗尘法师，如果能由南老师出面任院长，立案的事就很容易了。结果，南老师答应出个名；事实上也从未去过香港能仁书院，当时实际的院务都有教唯识论的罗时宪教授负责。

到了五月，洗尘法师第三次前来，协商的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请南老师作教授师，并主导一切。

洗尘法师(一九二0年—一九九三)是东北辽宁人，天台宗倓虚大师的门人。他曾是香港佛教界传奇性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到香港，据说穷得夜睡街头。但他既能刻苦，又有眼光，更具气魄；后来竟成为香港屯门“妙法寺”的创办人。以寺为基础，又陆续创办了“妙法精舍”、“刘云龙中学”、“内明中学”及幼稚园等事业。

南老师愿意致力于文化工作，佛教虽也是文化的一环，但他不希望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在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中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为佛法半为人文的书院。

唯一的第一

既然要办“十方书院”，在什么地方办呢?这时离协会不远的地方(大约百余米的距离)，正有一座每层一百坪，共十二层的大楼快要完工了。南老师看了，觉得建筑工程实在，地点又适中。洗尘法师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基本场所。南老师也决定买第九层。

虽说决定要买房子了，但是钱从那里来呢?平常上课收入的钱，偶尔有人捐献的钱，都应付开支，以及捐书捐助学金及其他社会福利等，钱只会不够的，不会多余的。

这层房子总价是六百万左右，银行抵押可借贷四百万，自己至少要拿出二百万元。好在二百万不是一口气拿出来，是分期在半年内缴清的。房东洪律师，是台北很有名气的律师，后来也与南老师结成朋友，给予很多方便。

当南老师要向私人借款时，利息出得很高。我还记得，美国银行有抵押的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年息)左右，私人利息当然较高，没有抵押的信用私人贷款当然更高。所以南老师能借到的款项，利息也各有不同，视其与南老师的交情而定。有的是熟人，利息稍低，辗转不认识的人，利息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也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八的。那时帮忙借款的有行廉姐、张平堂，以及其他人所经手的，很忙了一阵子。到了十一月底，房子已盖好了，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

这是南老师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的一所，也就是唯一的一幢。

这层房屋，在搬进去后，是作为办公室用的，“东西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都集中在这里。南老师居住在八楼，是另租用的一层，他与一鹏住在那里，客厅也时常作为临时小班课室。

南老师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时，将这九楼的房子仍然交付做会址用，托李传洪处理，债务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偿。

洗尘法师虽然买了十楼作为筹备学院的地方，但仍希望能找到较大的有院子的地方，作为书院的所在。记得我们还陪他到杨梅去看过一处地方，也到淡水去过，但都不合适，最后先用变通办法，租用了这座复青大厦的十一及十二楼，外加楼顶平台加盖屋顶，权且先开始招生了。

朋友是什么

有位“立法委员”叫覃勤，湖南人，爱留长胡子，所以外号“覃胡子”，在当时很有一点名气。他创办台中中医学院，但风评并不好，却是南老师的朋友。南老师就是这样，来往的人三教九流，他都不拘。

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已被判决确定要坐牢。有一天他来找南老师，说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特来拜别，并请求帮个忙。南老师大吃一惊，了解详情之后，表示同意他去坐牢，问他需帮什么忙。他说，自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爱惜胡子，所以请老师找法院的人说说情，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

这是胡闹的要求，也是很难办到的事。因为监狱法令规定，每个犯人入狱时必须剃净发、须，哪有在牢里还留胡子之理呢!南老师被他纠缠得没办法，只好立即亲自出马，找台北院的院长。到了那里，包括最高检察长王建今，一班大小法官主管统统在那里。他们见南老师来了，都很客气，欢迎之至。老师说明来意，王建今就表示为难，并有责怪老师管这种闲事之意，因为覃某为人不佳。

南老师一听此话，勃然变色，把眼睛一瞪，对那班法院大员说：

“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南老师一吼，也有些影响力，覃胡子坐牢期间，不但可保留胡子，也没剃光头，并住单人房，还有其他优待。

因为南老师这样古道热肠的行事作风，就有许多人背后批评，说他帮忙坏人，善恶不分，或说他不洁身自爱等等，也有人认为他莫名其妙的。

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南老师不予理会，更不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有时也会说：“注意啊!我是大魔头!”听到这些话的，也弄不清楚这是不是玩笑，抑或是有其他的含义。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传言：有台湾的某位略有名气的人，到北京时，在某高层人士面前说了一些南老师的闲言闲语。后来我看到南老师时，就提到这件事，岂料南老师却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

他一点都不在意什么毁谤呀，谣言呀，闲话呀。他也常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

其实，南老师帮人当然自有分寸，不过分寸何在，当时不易为人所知罢了。例如覃胡子这个人，老师又何尝不知?只是他能创办个中医学院，还是第一个把中医科学化的人，也不简单。在当时能办成学院(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一是于斌枢机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二是张其昀的“中国文化学院”，第三个就是覃胡子了。老师应该是看重他这一大贡献，所以才不惜亲自出马去帮他忙的。

一流人才何处去

南老师从不鼓励任何人学佛学禅，当然更反对迷信。

听起来有些奇怪，南老师不是常常在讲佛经吗?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禅七修证吗?为什么说他不鼓励呢?

经过多年的观察，及南老师讲课所透露的讯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奧秘。

南老师常说，唐宋时代，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现在的时代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

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

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

第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

第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

学中华文化也不成，才学佛。

当然，这是很痛心的话。他也常说，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一种是大智慧的人，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而下愚诚敬的人不会三心二意，且能信解受持，坚定不移，而终至成功。

至于一般的人们，说他们没大智慧吧，也聪明伶俐，得失利益计算得很精，三天没有进步没有所获，就觉上当，又要改弦易辙，就这样摇摆不定的浮沉着，度过了一生。

一九七六年春末，有一个从美国来访的天文博士，指名要跟南老师学禅宗。南老师初次见面，听他叙述了一些经历，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了，说完之后，南老师毫不客气的对他说：“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闷，就躲到禅门里头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他眼泪流下来了。南老师的话虽然太尖锐一些，可能是禅宗的棒喝法门，把他的起心动念，内心深处的弱点打出来，认清事实，不必自欺欺人。

博士到底是有些学养的人，很坦白的承认了这个事实。南老师劝他努力奋斗，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不必坚持博士的标准待遇。因为美国的工作待遇是以学位分等级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朱文光博士，在不景气的年头，不出示博士学位，只拿出学士头衔，照样找到工作。

这位天文博士后来也就重回社会去工作了。

这位博士曾在闲谈中，告诉我一些物理界的状况。因为他本来是念物理的，到了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总有一点不能突破，只好转系。而与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后来得到了天文博士学位。

他说，社会上敬仰的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士，当然他们研究得到证实是了不起，但物理界的业内人士，更佩服的是吴健雄女士。吴氏在五十年代已被科学家公认是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六十年代她的“向量流守恒”定律，更开启了二十年间物理研究的先河。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回头再说南老师不鼓励人学佛这件事。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爱好学佛的同学们，自己结社共同研究。有些社团也邀请南老师前去讲演。

南老师平时就常说，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见人就双手合十，平时动辄垂眉闭目，满口佛话，一脸佛相，全身佛气，没有一个天机活泼的青年样子。学佛首先要学做人，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

如果有人说要学佛，学禅宗，南老师必定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

或者会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

由此可见，南老师讲经说法只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宗教文化正确见解的不多，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决不是喜欢宣传任何宗教。

南老师也时常说，他很同情出家人，出家人为了要学佛，要了生死才舍弃了父母家庭，剃度出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受环境的限制，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只是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所以说很同情他们的处境。现在形势使然，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也是一桩好因缘。

这使我想到一件事，与此类似，从前常开车外出郊游，有一个美国朋友，只要他参加，必定抢着开车。我以为他喜欢驾驶，岂知他说：“最不喜欢开车，抢着开车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

许多人的作法，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问题。

另一个老师讲经说法的原因是：如果座中有个大智慧的人，在认真修学，希望不辜负了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促使南老师常讲禅宗的是：禅宗这一门，一般学者涉入较少，为使其不断层故，不能不加重视。

其实，南老师最鼓励并推崇的，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去学仙学道，就是亡国崩溃的开始，史有明鉴，不可不慎。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来一贯的教化路线。

近年来，台湾的宗教以及似是而非的宗教，充斥着各地。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规矩的仍占少数。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曾发表专题演讲，指出台湾目前宗教发展乱象频生，连部分正信宗教也有迎合现实及功利化的趋势。他也呼吁知识分子应扮演“现代儒家”、“新儒家”的角色，在宗教的“认知”功能上发挥作用，创造能使人民信服的终极关怀理念，建立工商社会适用的道德伦理观。李院士此言，颇受各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