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青大厦遇老乡——王启宗

一九八0年一月十五日黄道吉日，协会浩浩荡荡的搬迁到新址，信义路二段二七一号“复青大厦”九楼。这幢十二层的大楼，距离原来的地方只有二百公尺。原来的地方并未停租，仍继续使用，作为缓冲。也幸亏继续租着，老师赴美后就成为“老古文化公司”的办公处了。直到现在，老古公司仍在这个老地方。

复青大厦这幢大楼的所有人，是洪福增律师，这幢大楼之中，除了几层转售给南老师和洗尘法师外，其余是出租的。南老师搬进来以后，租了八楼，洪律师一度又提供十一楼作为借给老师讲课之用。

这时“十方书院”展开了筹备工作，三月开始，老师开了三班课程，周一晚讲“老庄”，周三晚讲“大学中庸”，周五晚讲《金刚经》。

除此之外，又办了禅学中心，所以还有菩萨戒的课程。总之，南老师白天上班忙各种筹备工作，晚上要讲课，整天没有空闲。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在忙，永远很勤劳，自从搬到这个大厦以后，他每晚就寝前，还常常亲自巡视全楼一遍。

台湾的大楼建筑，前面是电梯及楼梯，后面另有安全楼梯，自最上层直通地下室。这些地方常常成为治安及火灾的死角，有的住户也可能加盖成一间房屋，阻碍了通路，日久会产生很多问题。

巡视大楼当然不是老师的职责，但他看到的事就会去做，从不会斤斤计较，实际上，可能是他不放心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给学生们作一个负责认真示范的表率。

有一天下课后，大家纷纷乘坐电梯，眼看等电梯的人太多了，我们索性就走楼梯下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听到后面的人里，有一个说着道地河南口音的话，并且还是标准的开封调。

我立刻驻足等候，等着认一个同乡。

原来他是王启宗主任，两人谈起来，不但是小同乡，还都是在开封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只是他在枫级，我比他小四班，在虹级。

王启宗那时在育达商职任教务主任，故而大家都称他王主任，他虽然是老师课堂的常听众，但因听讲的人多，只是面熟，并不认识。自从这次相认同乡同学后，来往就多了。

王主任在重庆时代就敬仰南老师了。自从在台湾得知老师的下落，就不分刮风下雨，只要有南老师的课，他一定风雨无阻前来。

王主任爱惜物资的习惯至今依然故我，十几年前他为《怀师》一书撰文时，还是用撕下的日历背面作草稿呢。

初来台湾时，王主任是“接收人员”，权力很大，日本人留下的产业，他只要点收就算完成手续，想入私囊轻而易举。但他什么都没有要，一贯清廉的本色。

台湾有名的育达商职是商业职业学校，当初是由王主任襄助王广亚校长创建的，后来王主任设计联合招生，对教育界是一大创举和贡献。但因此辛劳成疾，变得又黄又瘦，一九八0年初在老师影响下才毅然退休。

退休后老师嘱他先修养身心，于是他与钟居士，章克范先生三人，终日都在十一楼禅堂打坐，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体重，气色也变好了。

盗印官司

搬到复青大厦不久，老师一状告到法院，要与人打官司了。

起因是《论语别裁》。这本书出版已经三年了，很受欢迎。听说有一个文化政要，仔细看了三遍，想挑些毛病出来，因为他心中不服气之故。但是似乎没有挑出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

受欢迎的书不免引起盗印。二十年前的台湾，盗印风气颇盛，有“盗印王国”之称，为国际所诟病。既然找到了盗印的公司，老师就毫不客气的提出告诉。

许多人都认为老师慈悲心肠，不会计较被人占便宜的窃盗之事，那是他们不了解老师金刚怒目的一面。老师是遵守法律的人，人既注重教育，就不能鼓励人犯法，不能纵容人窃盗，他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另有一个原因，老师是深信因果律的。愚昧(或者自以为聪明)的人干出窃盗的事来，将来会有果报的。所以要提醒这些人，及时回头，使他免于一犯再犯。故而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教育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人人有守法的精神吗?

法院为了这件案子开庭时，老师是派蔡策代表他去的。在法庭发现被告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被人利用，自己都不知道是犯法的行为。教育不够，许多人没有法治观念，说起来真不知道应该由谁负责。

这个案子后来达成和解。盗印的书交给老古，这个倒霉的女孩子也就用不着坐牢了，那真正的黑手当然也就不敢再盗印了。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桩，类似的事以往也发生过，只是盗印者是大学的学生。老师也加以处理，并未姑息。

中国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偷书者为“雅贼”，虽说是雅，到底仍归入贼类。因为在古代，有些书是拿钱买不到的，只好用偷了。或者是爱读书又没有钱买，所以去偷。其中总还有些令人同情之处，故而在贼类之中归类入雅流。

现在的盗印却纯粹是牟利行为，是存心偷窃他人的智慧财产，装入自己的私囊。至于盗印者的本身，可能连书的内容都没有看过，只知道这本书销路好，可以赚钱。

最严重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人如果偷了别人的钱，或衣物首饰等，被公认为贼，是不道德；但是盗印他人的书或假冒商品赚钱，似乎不会被认成是贼!甚至还会觉得原版太贵，大家买不起，言下之意似乎还有感谢这些盗版者的不法行为似的。

名牌服饰及光碟唱片等，或许有价格差别问题，早年的美国书籍也有这个问题。那时台湾理工科要读的英文原版书都很贵，学生买不起。其实未必是书贵，而是台湾经济落后，国民年收入太低之故。当时台大附近书店，充斥着盗版的英文教科书，这些书还回流卖到美国。后来台湾与美国达成协议，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可以带自己用的盗版书，但不可多带。这也算是美国人的博爱精神，同情学生。后来台湾渐渐富起来，也签了国际版权公约，政府整顿盗印就很努力了。既然家中有几颗米，就不可再当叫化子，以维持国家在国际上的品格。

宵小盗贼干盗印的事，倒也罢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干这种事，证明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国家教育的失败，这可是社会国家的大事。

比起大陆来说，台湾书价太贵，所以南老师才要授权大陆的出版社用简体字出版，目的在方便大陆读者们。如果纯粹为了窃取原著那一点点版税而去盗印，违法乱纪，实在太不值得。如果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这种人，国家的尊严何在?知识分子的脸面又何在?

超然洒脱的人——周梦蝶

记得是一九八0年前后，老师迁移到复青大厦没有多久，从南美玻利维亚来了一个学者。

这位先生研究易经多年，也在自己国家教“易学”颇久了。他此次前来台湾，是请南老师给他测试一下，证明他的资格。

他的中文名字叫“达易理”，就是通达《易经》之理的意思。

达易理也是一个自由派画家，在台湾的一段时间，还开了一个画展。因为庞祎也是一个画家，曾多次在台湾及加拿大开画展。这时她也从加拿大侨居地回台，刚好与达易理同时，彼此不免相互文化交流一番。她与画家萧勤(杭州艺专出身)一同来看老师时，巧遇达易理，还一同摄影留念。

庞祎认识老师是周梦蝶引介的，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时候。

周梦蝶那时在新诗界已是很受肯定的诗人，庞祎也认识许多诗人，到了台湾，她就去拜访周梦蝶。

两人谈了一会，周梦蝶就说：“你与其跟我谈，不如去请教南老师!”

于是庞祎就来拜访南老师了。

周梦蝶开始跟随老师学佛听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刚从军中退役不久。三十年前我看到的他，在老师的课堂中，十分特殊。不论春夏秋冬，他永远穿着一样的衣服，头上戴着绒线帽，听课时双脚一盘，好像老僧入定。他的模样更是特别，瘦骨嶙峋，脑袋特大，两眼有神，两手有力。

有一次我的小女儿保云放学回家说，路上碰见周梦蝶伯伯与她握手：

“周伯伯的手好有力啊!握得我的手好痛!”

这就是周梦蝶!无论与谁握手都热诚有力，毫不虚假。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摆了一个小书摊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门口，晚上收摊就在旁边茶叶店里打地铺过夜。他自在逍遥，能耐得各种苦。或者，他根本不以为苦。

每周三的晚饭时光，他就在明星咖啡店的二楼与文友会面；那些仰慕者也按时来找，大家相互交谈，形成一种文艺风。

那时台北的明星咖啡店是从上海迁来的，主持人是一位白俄太太。这些白俄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推翻沙皇，贵族们纷纷流亡国外，很多人经由东北，来到中国各地。

因为白俄生活贵族化，懂吃懂穿，到了国外，很多开起餐馆咖啡店。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连博士也有开餐馆的，因为中国菜做得好的缘故。

话说这个明星咖啡店，早年在台北颇负盛名。里面的布置、灯光、颜色等，虽然简单，却有浓郁的欧洲风味，有艺文格调。可惜自从这家店结束后，台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记得白先勇还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呢!)

现在台湾漂亮的咖啡店虽然很多，但富丽新潮有余，却少有那种简单、优雅、从容的高尚气氛。

简单优雅从容而高尚，谈何容易!从前有人说，英国的皇妹玛格丽特公主，就是穿上牛仔裤，照样贵气十足。

相反的，有人穿着都是名牌，却照样是个土包子。这其中是颇耐人寻味的。这又是题外的闲话。

庞祎告诉老师说，这个周梦蝶，每晚是打地铺睡觉的，连个床都没有。教师立刻派人送了一张行军床给他。没想到，才过几天，就转送了别人，他仍然打地铺。

记得二十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名画家席德进(也是杭州艺专出身)，曾为陶蕾、庞祎都画过像。但他特别看中了周梦蝶的头陀形状，也请他当模特儿，画一张油画，十分有名。我曾在席氏的画室见到过这幅作品，画中周梦蝶光头围了一条红围巾，极为生动。

席氏十几年前去世，全部作品被收藏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了。这张画像大概也在其中。

几年前，周氏新诗造诣声誉日隆，有研究生以研究周诗为论文题目，得到硕士学位，论文也曾给周梦蝶一份，可是周诗人并没有看。

我问他为什么不看?人家研究你的作品，有所评鉴，你不想知道吗?

周诗人说：“不必看，因为谁也没有我了解我自己!”

多么潇洒超脱的一句话!不理会他人的毁与誉，这一点，他或许已得到了老师的真传。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去年(九八年)有一位林先生要访问十个诗人，并各画一张速写，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周梦蝶。在访问结束后，林君说速写将制成版画，他会送周梦蝶一张。

周听了只淡淡的说：“你可以不必送我那幅画。”

出乎意外的回答，使林君一时手足无措。

此事我是看到八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知道的。立刻打电话给周诗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人家?这样使人难堪?

他说：“要不要那张画都是一样，不要画就不麻烦人家了。”

到了十月十九日，《联合报》载，瑞典皇家学院院士，精通汉学的马悦然到了台湾，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审委员中的一位。

马氏认为，台湾现代诗的水准并不逊于世界高水准的诗作，只因为缺乏译介，国际上不知道罢了。他更认为，台湾诗人绝对有得诺贝尔奖的实力。

马氏此行为出版《台湾现代诗选》收集诗作，有五十个诗人入选，周梦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这本诗选，预定两千年春季，在美国、台湾及大陆同步出版，有英译本及繁、简体中文版本。

看来，从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未来有希望了。

两年前，周梦蝶的诗作获得了台湾首届“国家文艺奖”，那是很高的荣誉。今年的年初，周梦蝶的诗，又入选了台湾文学经典作品。

二月十一日《联合报》副刊的一篇特写，充分道出了他的作风：

面对佳誉　不动如山

“周梦蝶极不喜欢成为聚光焦点。九0年代尾声，首届‘国家文艺奖’的桂冠落下，时年七十七的‘诗僧’，又无可奈何的成为公众人物。

周梦蝶的诗集不多，《孤独国》、《还魂草》两本却令人难忘。而今，前者又入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之一。素来对佳誉‘不动如山’的他，面对这项评选结果，自道：区区幼而孤苦伶丁，长而颠沛流离，今且耄而耋矣，而空怀未竟之志，已成不舞之鹤。‘经典’二字教人哭笑不得!

去年，周梦蝶从居住多年的淡水迁居新居，除了持续近几年来，每周三固定到长沙街的‘百福奶品’与文友相聚，日常读经、练字、写诗，‘俯地仰天，卧游坐驰’，在流光飞逝，滚滚尘世，他自在修行。”

其实，不理会别人的毁损，还算不难办到，但对他人的赞誉能不动如山者，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许多人说周梦蝶是罗汉的化身，因为他的外形颇似五百罗汉中的一个。他好像常在定中，对人世间的苦乐和毁赞淡然处之，毫不执着。

但是，维摩居士室中天女散下的花朵，却粘在他的身上。

那些粘在他身上的花朵，就是这个罗汉的诗。

也因为他对诗的执着，才有今日的成就。

八行　周梦蝶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江淹

谁画的秋池

谁画的?这秋池上的荒烟

荒烟上的枯荷

枯荷上的冷雨

绝似谁的一弦一柱

在坐立都不知如何是好的今夜

自无量劫前，一挥手

已惊痛到白发

十方书院时代

回头再说一九八0年，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及招生，到了九月一日，学院正式开课了。这时只有普通班及高级班，招收的是初中毕业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再成立研究班，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

书院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主持教务的是章克范先生，训导的负责人是王启宗先生，研究班主任为张尚德先生，男学员生活指导为钟德华居士。

罗梅如、文洁苓和我，都担任了教英文的课程。我们采用的教材，不是一般学校的英文课本，而是实用生活化的英文训练，使他们学习一些能应用的英文。

书院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出家人。这也是洗尘法师的意愿，给想进修的出家人一个学习的机会。

开学以后，复青大厦总共十二层的大楼中，十方书院及东西精华协会占用了一多半。十一楼是大讲堂，不上课时作为禅堂之用。十楼一半是课室，一半为宿舍。十二楼办公室兼教室，另外还有顶楼，是活动室兼饭堂。

南老师的课程多半安排在晚饭后，因为也是对外公开的。上课时听众竟达两百人之多，复青大厦里里外外，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十方书院”总计办了两年，后来洗尘法师身体欠安，所以第三年即停止招生了。在这两年之中，南老师所讲的课程重要的有：

《庄子》——七个月

《列子》——一年

《成唯识论》——六个月

《维摩诘经》——一年半

《药师经》——两个月

《参同契》——九个月

另外几科佛典的课程，是由显明法师担任。

除了讲课之外，南老师排定书院学员的日常自修、劳动、修定等，十分紧凑严格，更为了健身原故，都要上太极拳的课。老师听说住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是陈氏太极的传人，还特别派人把他请来教授大家。

后来，南老师也在顶楼亲自教太极拳，对象是年纪较大的一些军政大员们，如马纪壮先生、刘安祺将军等。因为他们整日忙于公务，没有时间运动，身体都有些毛病。南老师是通中医的，会开药方，常针对各人身体状况，施以汤药，再鼓励太极运动，这些人后来身体都强健起来了。

在参加太极拳活动的人中，最认真的是刘安祺将军，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刘是山东籍一级上将，比老师年长十多岁，却一直待南老师以师礼。

书院除了一般文化、历史、哲学及佛学的课程外，还经常邀请特别人士前来讲演，以增广学识及见闻。有一位早年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建华将军，曾应邀来讲“东北义勇军与抗战”，内容精彩动人，后来还整理出版。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李慈雄博士，回台时也应邀来十方讲演“世界经济之趋势”。

记得统一企业的总经理林苍生先生(那时还是副经理)，也曾来讲述“企业经营”等。

特别班和博士班

说到南老师教太极拳的事，就要谈一谈那个文化研究特别班的事。

十方书院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光景，记得是六月上旬，有些军方的将领、政要，以及一些企业界的领导人等，组成了一个文化专题研究班，每周四晚上九至十二时，请南老师讲解文化有关的科目。

这桩事的起因是有几个人，自觉忙于工作，疏于进修，希望能充实自己的学养，故而有些提议。既经开始，便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大多数是负有重任的人士，也有些是退休的人士。

这个班在五楼举办，每周三小时，持续了三年多，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才停止。研究的内容包括：《左传》、《战国策》、《史记》、《长短经》、《汉书》、《管子》、《庄子》等的部分内容。老师针对这些听众，挑选适合的篇目，另外也有笔记选文、《易经系传》等的摘录。

在这个班中，部分年纪较大，他们平时又缺乏养生的修养，有人甚至有慢疾缠身的现象，故而南老师鼓励他们打太极拳，并亲自教授，因为年纪大的人学拳，与年轻人不太一样之故。

南老师的拳术造诣颇高，除了太极拳外，还精通几种密宗的拳术和气功等。当时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但身体轻盈柔和，今年已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体态依然富于弹性有如青年一般。

再说一九八二年的九月，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班，邀请南老师主持系列讲座，题目为“中国文化大系”。由于时间的关系，课程就安排在周二的下午，在复青大厦二楼上课，共持续了两个学期。

南老师虽担任十方书院的教授师，但是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照旧进行，老古出版工作没有间断，颁发奖学金，举办义诊(丁进医师)，为受刑人讲演等等。这些讲演，张尚德及章克范二位先生，也都曾多次参与其事，担任主讲。

在信义路老古公司对面的国际学舍，是专为来台留学的外籍学生而设，收费低廉。那里也有餐厅、网球场及大礼堂。三十多年前，台湾选拔中国小姐，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现在，国际学舍已经拆除，改建为大安森林公园了。

一九八三年春季四月，几个住在国际学舍的外籍学子，对中国道家学术有兴趣。南老师派我担任介绍的工作，举办了一个短期班，下午三至五时，在五楼举行。由于他们多数不谙中文，故而仍以《禅与道概论》一书中有关道学的部分，给大家介绍。其实也就是把南老师的著作，口头加以翻译而已。

记得当时写黑板的是一位加拿大法语系来台的文颢儒，他说的中文比中国人还好，他温文儒雅，比中国古代的文人还儒雅。他写信必用毛笔，一切举止也多合中国古礼，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味道，老师常笑说，他的格调堪称西方的理学家。

文颢儒后来回到加拿大，在“文化部”工作，又娶了一位中国来的小姐。前几年他陪同加国企业界的人士前往大陆，经过香港时，恰好我也在香港，十年不见，他儒雅依旧，已为人父了。

草山

说到与外国学子打交道，不免要说起与这个有关的人和事。

前面曾提到两位美国小姐在十方书院教英文的事，那时罗梅如在写她的博士论文，而文洁苓仍在加州大学在台的海外分部上课，并每周两次有禅学研究。

因为我和她们两个，都住在师大附近，所以她俩就直接到我家来，不必去复青大厦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以老师所著《禅海蠡测》为课本的，不过是口头翻译，等于陪太子读书罢了。偶尔她们提些问题，反使我受益多多呢。

过了一段时间，罗梅如要回美国了，剩下文洁苓一个人。这时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就是几年前美国的大学教授对陶蕾所说的话，认为南老师的著作没有列举参考书目及其他资料等等。于是我突发奇想，觉得不如找一本适合译成英文的南老师的著作，一方面与文洁苓研究，顺便也就做了翻译的工作。

当我向文洁苓提出这个想法时，她很兴奋的赞成，于是我选择了《习禅录影》中的一章，是南老师在北投所主持的禅七记录，因为这一章的长度，较适合译成英文。

于是我先英文口述，文洁苓记录，她回家后，再打字整理，下次会面交给我修订更正，合作得倒也顺畅。只是找资料比较麻烦，记得《楞严经》的英文译本，还是由陶蕾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借出来复印寄给我的。费时最多的，是那些禅宗特别名辞，英文翻译得也很乱，日本式的，中国式的，要综合参考再加取舍。

南老师讲课最喜欢引用诗词，要译成英文真难倒了我，幸亏文洁苓曾写英文诗，所以我只能逐字逐句讲解给她，由她编成诗句，总算七拼八凑的完工了。也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时朱文光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已经被美国缅因州一家出版社Samuel Weiser接受，要出版了。

这家出版社那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传到了第二代，是一个注重出版东方文化书籍的公司。他们看了南老师的著作，认为是确有学养，确有真正实践功力，不是只谈不宣，故而乐于出版。

我和文洁苓译出的这本书，书名叫《Grass  Mountain》(草山)，因为是北投举办的禅七记录。北投是属于阳明山区，从前的名字就叫草山，因蒋介石醉心王阳明之学，所以他住在草山后，就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了。

其实美国人最喜欢草山这个名称，许多美国人都住在那里，她们始终说是草山，大约是容易发音之故。

文洁苓也不例外，她认为草山有诗意，所以就要用草山为书名。

一九八四年，美国Samuel Weiser出版公司与我们签约后，建议另加小标题，以免书商订购时，误以为是文学作品。后来加的副标题是〈禅的七日训练〉(A Seven Day  Intensive In Chan Tsaining)。

美国的出版公司，工作非常认真，编辑部仔细审校，再用快递寄我审校，前后共有七次之多。另外还有几次是他们不懂的地方，如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意义等等，书信往来，折腾了一年，到了一九八六年，总算出版问世了。

王修女的圣母玛利亚

记得是一九八二年元月中旬，也是农历的新年假期，南老师主持了春节特别的修定训练，长达一个月之久，主要的是针对书院的学员们，加强他们修养训练。有部分人士只参加七天，也有参加十四天的不等。

在开始的第一天，从美国来了一位王女士。因为参加的人有百位之多，也没有人注意谁是谁。

南老师坐在讲台上，教大家首先练习如何集中心念、专一精神时，说出了许多的方法：

例如喜欢观音菩萨的人，可以观想观音，把思想专一在观音上；喜欢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观想耶酥，把思想意念定在耶稣身上；如果这些不能习惯，则可以观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什么都不喜欢，只喜欢钱，那就索性观想钱，犹如八仙中的刘海蟾以钱戏蟾。总之，这是先要训练意念专一，不要散乱，日久自可自己作主，达到想专一即可专一的境界。

南老师说到这里，就转头向左边，对着坐在第一排的王女士说：

“王修女，你可以观想圣母玛利亚。”

这时大众才知道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

南老师接着又对她说：

“因为你长期在修道院从事灵修，对圣母印象深刻，观想起来比较容易成功。”

王女士不但是修女，而且还是隐修会修院专修的一员，那时已有二十多年了，因为母亲年高患病，特地从美国的修院请假回台探视。

她的父亲王抚洲先生，曾任“经济部长”，已经谢世。母亲王化民是“国大代表”也是画家，与行廉姐是同一个画会的朋友。

王修女在美国过的是灵修生活，回到台湾家中，世俗的熙熙攘攘颇不习惯。听说南老师训练修定，就来报名参加，因为修定是共法，并没有宗教的分别，儒家、道家、天主教，都有修定。南老师在谈到宗教的时候说，二十一世纪的宗教，都必须脱去宗教的外衣，开放门户，不能再偏狭自守。世界上只有一个基本的宗教，只因为人类文化不同，习性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地区生长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王修女籍贯河南，又加上行廉姐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她在台湾停留将近一年，也经常来听南老师的课，后来她母亲过世后又回来处理后事。

特别要一提的是，她的母亲逝世前，曾表示想将遗产捐赠社会公益。兄弟姊妹处分过遗产后，她和另一个也是修女的妹妹，就将二人所分得的遗产，用母亲的名义捐给社会公益了。王修女说，自己修女的身份是由教会负担生活的，而她的修女妹妹是在教会中从事教育工作。

天主教的规矩早已随时代有所修改。从前的修女要穿特别的服装，现在却可以穿与一般人一样的衣服，只要不太花俏就行了。相比之下，佛教和尚尼姑的服装，千百年都未更改，有人认为早应该检讨了。

最近看到电视上报道，南美有个国家的天主教神父，在传道时，将圣乐用摇滚乐腔调又唱又跳，吸引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教堂。可见时代真的在变了。

禅定功夫测验

说到心念专一和禅定的修养，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而是有关对老师的一次测验。

那是协会迁到莲云禅苑前不久，因为陈行夫听说老师有禅定功夫，他就想用科学仪器加以测试。而这件事引起他的好奇，想加以测试，却是由陆健龄所引起的。

因为有一次陆健龄陪同老师去南部讲演，当晚与老师同住一间宿舍。那夜，老师睡得很深，陆健龄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但因他睡在老师近处，却整夜在入定的境界，像是受了老师气场的影响。次晨醒来，他全身已被蚊子叮了许多包，而不自觉。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陈行夫(我也听到过)，所以才引起行夫好奇，决定安排测试一下老师的禅定功夫。

他联络了铁路医院骨科主任周孝儒医师，及中兴医院麻醉科主任张庆灼，一同带了测试的仪器，由陆健龄带领，一行四人来到了老师的家中。

那时天气尚冷，老师仍住在泰顺街日式房屋中。按照医生们的嘱咐，老师脱了上衣，头上胸前都贴上了测试用的东西，然后他们对老师说：

“现在正常思想。”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又说：

“现在请老师停止思想。”

脑波反应如何，外人不太明了，但见心电图上，忽然成为一条直线，不再有上下波动。周医生吓了一跳，大家都看到了，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禅定境界有“气住脉停”之说，究竟如何住?如何停?近代的科学仪器已可测试，证明不是迷信之说，而是生命科学的范围。

在回想到这件事时，因忘记了周医生的名字，我还特别在香港打了长途电话，到美国德州，找到陈行夫先生。那天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香港时间下午一时半，陈行夫从睡梦中起来，接听电话，因为德州时间是午夜十二时一刻，陈行夫在长途电话中，又叙述一遍这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周医生的名字。可惜的是，周医生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谁放得下

前面说到王修女，不禁又想到同学老乡的王启宗了。他也在那次的修定训练时，作了一个人生重要的决定。

王启宗主任，在育达商职开办时就任教务长之职。他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全部精力都贡献给那间学校了，几十年下来，自己累得又黄又瘦。南老师多次劝他退休，他都因为仍有重要的事未完，放心不下。

那次南老师在禅七时，坐在讲堂上说：“许多人放不下，到老都放不下，总觉得事情没办完，年轻时忙儿女，儿女长大了忙孙儿女；殊不知，我们走了，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没有你这个人，人家照样过下去……古人说，几人能向死前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休是罢休的休，不是修行的修，人要到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才罢休，因为不罢休也不行了……”

王主任听到这里，悄悄从座上起身，走到外面去了。因为他也坐在第一排，也在老师左边的地方。我坐在后面，看到他走了出去。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刚才我出去打电话给我内人，嘱她到学校立刻代我办退休，因为听了老师的话，忽然觉悟了。我退休自有人继任，说不定比我还尽职尽责，我何必老而不休呢!”

王主任退休后，在禅定上下功夫，努力用功了半年，身体才好起来。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身体好得很，人也丰润了。

说到放下放不下，又想到南老师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慧炬出版社”的创始人周宣德老先生。

记得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前后，有一天，他到办公室来看南老师，那时周老大约九十岁了，听到他们二人的对话真有意思：

老师：“你不是要退休吗?‘慧炬’找到人接手了吧?”

周老：“一时还交不下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接。”　　老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见年轻人总觉得能力还不够，不能放心交给他。其实我们年轻时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因为累积了七八十年的经验，才会自觉有能力，等到年轻人活到我们这个年纪，自然有我们现在的能力了。你念佛一辈子，快点放下交给年轻人，自己专心念佛吧。”

周老听了立刻接受，就把“慧炬”出版社交下去(记得是杨政河教授接手)，自己和夫人移居美国洛杉矶，每日安心念佛，清静度日。

我猜想他所以移居美国，就是切断这边的事务，既交下去就决不再管了，彻底放下。一九八四年，我在洛杉矶还见到过他，身体精神都好，他是一九八七年过世的，那时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了。

周老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学问道德都是一等。他笃信佛法，一生又热心公益，修持不缀。慧炬社址的那栋房屋，原来是他私人的财产，特地捐出来作办杂志之用。

另一个放下

说到放下，也要谈一谈钟居士。

前面曾说到钟德华居士。他原在交通银行任襄理，共有八个儿女，一生清廉，是个一芥不取的人。全台湾的人都有冰箱了，他才有能力购置一台冰箱。他的儿女都很争气，个个努力上进。一九七三那一年，他刚刚六十岁，有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要办理退休。我当时颇为奇怪，我说你还未到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啊，为什么要退休呢?

他说，自己吃素多年，念佛多年，现在孩子多数都自立了，提早退休，专心念佛，也给年轻后生多一些晋升机会。

钟居士是自己放下的，倒不是老师的劝讲。钟居士在社会上，始终坚持做人的正直正派，为人处世都很诚恳。

后来他一度曾在“十方书院”帮忙。那时南老师及协会的人是在九楼吃饭，不是素食；十二楼书院有出家人，故而是素食。南老师时常劝他注意身体，不一定要吃素，可是他认为既然发了吃素的愿，一定要守这个信，故而始终坚持如一。

当他离开书院工作时，来向南老师告辞，听见老师对他说：

“你回去专心念佛吧!既然放下了，就什么都不要管。就算我再叫你来，你也不要来，如果我向你借钱，你也不要借给我，一切放下不理，专心念佛!”

我们在办公室另一端的人，听到了老师的话，个个心中暗笑，笑老师真够迂的!既然要他拒绝你，应该根本就不开口找他，更不向他借钱不就行了吗?

后来我想，大概老师是加重语气，嘱咐钟居士丢掉情面这个包袱吧!

钟居士真的专心念佛了。二十六年过去，他始终如一。当我写此文时，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依然耳不聋，眼不花，声若洪钟，与大众一块念佛时，他的声音感动着周围的人。

不久前，行廉姐的复旦大学同学焦翠英会计师，从美国回来，我和她一同去看望行廉姐和钟居士，那时他们都住在寺庙中。焦会计师请教钟居士每日修持的情况，以作为她在美国退休生活的参考。

在钟居士叙述的过程中，说到了一件奇怪的经历：有一天的夜晚，他睡觉时晕死过去了。虽说晕过去了，两脚却乱蹬，发出很大响声，被邻屋的人(寺庙工作人员)听到了，连忙禀告住持大和尚，岂知那住持竟说：

“不要理他!”

这人不懂住持为何如此，自觉不能不理，就打电话给钟家的孩子们，连忙送钟居士到医院去了。

钟居士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打点滴，颇为奇怪，就问道：“怎么回事?”

儿女们说：“醒来就好!醒来就好!”

医生也始终没有说出个道理，只说可能血压太低了，血糖太低了。

第二天在老古办公室，我向闫修篆乡长提到这件事，他立刻说：

“南老师不是讲过吗?当气机到达后脑不能通过时，与两腿关系很大，所以脚才会乱蹬。”

这句话提醒了我，的确是听老师上课时讲过，好像书中也记载了，可见自己平时不用心，记不清楚(仍是一个旁听生)。但想到此事与钟居士关系很大，他平日知道南老师太忙，故而不愿去打扰老师。此刻我也为了求证心切，找个机会在电话中请教老师。当我说到钟居士两腿乱蹬时，老师就说：

“那是气脉通到后脑时通不过去啊!”

当我又说到住持大和尚说：“不要理他”时，老师就说：

“可能那位住持是懂得的!”

气不通过是暂时现象，如果真死了脚也不会蹬了。当时如能不理它，待气机通过去就行了，修行功夫也更上一层楼了，南老师又说：

“钟居士一生做人做事诚恳规矩，老实修行，此生必有成就，来世再来人间，也必不退转。”

南老师的这几句话很重要，我立刻记下来，寄给钟居士。他后来对我说，南老师的话解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并向老师致谢。

最有趣的是，此后不久我到北京去了，一次，偶尔谈到这件事，并拿出那天钟居士与我们的合照，有个年轻的朋友说，想要那张照片。

我很奇怪，就问他：“你又不认得他，要他的照片干什么呀?”

他说：“给朋友看看，增加信心!”

洛杉矶之旅

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老师已经讲了三年的那个特别班结束了。

历史学术的研讨，本来是没有什么讲完不讲完的，当时的停讲，据我的猜测，也是有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

那些高级将领及政要们，外加企业界的领导人，定期相聚本是听讲演，或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或为兴趣而研究；或为充实自己而进修，纯粹是业余爱好。但是日久传扬开来，总有人加油添醋，吹到有心人的耳朵中，产生疑虑在所难免。

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人士，再三邀请老师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可能由此造成不快。但南老师既无政治企图，为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就停止了这个课，也避免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言。

这时美国有一位华侨，当律师的夏先生，来台拜访南老师，希望与老师合作，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初步构想先办一个杂志。

关于文化推广活动，不是老师基本的愿力，尤其念及海外侨界，远离故乡，看看书报都没有在台湾这么方便，所以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

记得为此还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如何进行。协会秘书长蔡策先生，是资深新闻记者，就决定派他前去。后来可能老师觉得两个人更好，就希望我能一起去，一方面配合蔡老语言上的不便(蔡老不谙英语)。

当时先母已届九七高龄，虽说身心尚称健康，到底是年高之人，我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并向老师说明，如有任何突发状况，我必须赶回台湾。关于我要去美国的事，先瞒着先母，她还以为我仍在台北呢。

我们到了洛杉矶，后来办了《人文天地》月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我就收到紧急电话要马上回台，原因是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忽然到了香港，姐姐要去与他相会。那时两岸还不能相互往来，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

我回到台湾后，短期无法再去美国，杂志才出了两期，夏先生不得已，就结束了这个计划。过了没多久，蔡老也回来了。这个劳师动众的计划，因各种因素未能继续，也算是一个无奈。

那年的冬天，先母夜眠竟然未醒，撒手离开了这个人世。

天台传人——显明法师

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朱文光正在替显明法师办理赴美手续。那时许多出家人都得到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又很容易得到长期居留权。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对宗教工作人士优待，并且不论任何宗教，一律平等。因此也有人利用这个法令，先剃头当了和尚，到美国拿到居留权后，就再还俗。

在我们临行前，老师特别交代说，显明法师在美国不熟，要我们先照应他一下。老师又说：“他在美国有法缘，不久自有人邀聘，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

显明法师与老师相识，是在抗战末期的重庆。那年(一九四二)冬天，“国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长”戴传贤，把虚云老和尚从广东接到重庆，主持救国息灾大法会。林主席及戴院长为法会主要发起人。南老师是陪同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为虚老的首座，他当时跟随虚老，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故而与老师相识了。

那时抗日战争在极艰苦阶段，“政府”正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法会结束，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脱下僧衣，参加抗日行列从军去了。他在青年军当到政治部主任，多年后退休，再穿上僧衣，恢复出家面貌。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老师已迁离莲云禅苑的四楼，有一天居士会邀请一位雷老师讲佛经，那天我和住在三楼的行廉姐，一同到四楼听讲。这位雷老师讲得十分精彩引人，令我印象深刻。不久听说雷老师披上僧衣，原来就是显明法师。

十方书院成立后，特聘显老担任经典教授，当他第一次来时，南老师怪他说：“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来相见?”

显老回答得很有趣，他说：“听说你喜欢骂人，所以不敢来!”

老师只好笑了。

显老是十三岁出家的，在重庆与南老师碰面时，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所以讲起经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又很吸引听众。

显老到洛杉矶那天，我们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记得李素美小姐也是同班飞机来的。接到显老后，有人提议去吃海鲜，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对蔡老(策)说：“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

岂知显老连忙说：“不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一切随缘就好了。”

我们到海鲜餐厅吃饭，特别为显老叫了一盘罗汉斋，岂知大家都爱吃这道素菜，显老反而吃得不多。

当天显老就在我和蔡老所租房屋下榻，在客厅搭了临时床铺，只是他只住了几天就被人请走了。

朱博士两三天后也来了，他带着南老师交代的事项，他的美国朋友艾伦(Karen Allen)博士，也应邀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聚餐。

艾伦小姐是哲学博士，因醉心《易经》而与朱博士成了好友。那时朱博士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Tao And  Lon-gevity》)刚在美国出版，艾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校编。

当艾伦博士知道显老是天台的传人时，就邀请他到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去讲演，并坚持要我去当传译。

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喜欢逃课的，艾伦所教的这班是选修课，有五十多个学生，正常总有十几个缺课的。那天听说中国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法师前来讲演，一时间全部到齐不说，还另有来旁听的。

显老讲完之后，同学们听得极为兴奋，提出不少问题，当场对答；有的美国学生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佛教的僧侣呢。

艾伦教授不久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叙说同学们的热切反应，还希望能再有机会请显老去讲演。只是不久显老就被沈家桢居士聘请到纽约去主持大觉寺及庄严寺了。

显老是个十分谦恭的人，加以军中及社会上的历练，他是深谙教化的方便法门的。有一桩事特别要提一下。

几年前显老在纽约路上出了车祸，他所坐的汽车翻倒路边，四轮朝天，他则被困在车里，后来当然被救，幸无大碍。

当显老述说这个意外时，有人就问：“师父，你翻车后，有没有赶紧念佛号啊?”

显老回答说：“当时一心急着从车里爬出来，也就忘了念佛。”

大家听到他的回答，都赞叹显老诚实，但是依照显老的方便教化，他这是借此提醒大家，一心不乱是多么的困难!不要以为平常无事时能有一心不乱就是本事；等到大事临头，生死到来，有几个人能一心不乱?所以口头禅是没有用的。

至于他说自己忘了念佛，也只是说辞罢了。

卡普乐与李约瑟

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台北老师那里却来了一位美国的禅宗大师卡普乐。我和蔡老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搭华航班机到洛杉矶去的，九天后的三月十五日，卡普乐带领两位大弟子来到了台北。

那时王启宗代替蔡老，担任协会秘书长，一切由他安排。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他在《怀师》一书中写道：

他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于是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个学生，去中国大陆礼拜禅宗圣地，并参访中国禅者，遍历少林寺等名刹古寺。结果使他失望了，他感觉到大陆上有关禅宗的一切，都没有生命，只是残留的寺庙、佛像以及遗迹。因此他发心带领两个男女弟子——贝克先生和般森女士，专诚东来，到尚保存有中国固有文化的台湾，寻见禅宗的根，参访禅宗大师南怀瑾教授。他这个愿望，由田宝岱夫人叶曼居士从中介绍；起初怀师并不愿接受，婉转谢辞。后来有人提出为了中、美文化交流和国民外交的需要，由“文工会”与“救国团”主办，怀师方才勉强首肯。遂即吩咐我策划卡普乐访华寻根十天内的活动行程，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以及准备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一切准备妥当，作业完成，卡普乐按预定时间，于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率领他的男女两位弟子，一行三人到达本会。卡氏一见怀师，便拥抱在一起，并赞扬怀师风度的清华幽美，对怀师极为亲热友善。翌日即依照预定之行程表开始活动，有座谈会、访问、购置宗教用的钟鼓等乐器，和在中山堂中正庙公开发表演讲三次等。或许因为卡氏久为师位自视甚高，但怀师始终待之以礼，总不愿与他讨论禅宗。后来经他再三诚恳的向怀师请益，才在这十天逗留中，总算有两度深夜单独恳切地与怀师相谈，终于使他心诚悦服地承认受益良多，至于他俩之间如何传心法印，那么只有从中担任通译的朱文光博士知道了。

在卡普乐和他男女弟子一行三人临别前，在本会禅学中心举行之饯别素宴席上，以及由双方僧俗联欢表演节目中，均可以看出卡氏及其男女弟子，衷心感谢，诚恳的感激。卡氏更一再紧抱着怀师，几次连番的说：“我不能不再来!”由这些谈话中，充分表达出他拳拳服膺的钦敬和喜悦。

我是六月从洛杉矶回到台北的，赶上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访南老师的这桩事。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他的著作《中国科技文明史》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早年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比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决不逊色。而且当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那时还正在洪荒时代。”

李约瑟对中国道家评价极高的说法，使中国人大大兴奋，对自己的文化长时期失去信心的中国人，又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李约瑟的这本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科学方面，尚未深入内层，但已够使中国人反省自己的宝藏了。

李约瑟在写他的巨著时，曾求教过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如郭本道、冯友兰、王亚南、王星拱、黄方刚等。但有关道家学术思想方面，尚未完成，所以特别到台湾来搜集资料。

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是九月二十二日来拜访南老师的，那天是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预先约定两小时谈话，结果谈得太投契了，不觉三小时已过，仍欲罢不能。南老师只得告诉他说，晚上还要讲课，才算结束。

那天的学术会谈，闻讯前来参加的人不少，有程沧波(“立法委员”)高信委员长(“侨委会”)、邓文仪将军、熊先举馆长(“国立编译馆”)、张柽总干事(道教总会)、洪文亮医师、朱文光博士，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Auhajann博士，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

除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位西德的学者，是卡普乐介绍，前来拜访南老师。他遇上这个特殊机缘，也参加了这个历史性座谈。

离台赴美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先是写《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震撼了社会，造成不安。

台湾地方太小了，资讯又太发达了，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小岛上造成不安。

有人说，为了转移注意，官方开辟了第二战场，就是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而十信的蔡辰洲老板，正是时来看望老师的人。

商界的动荡也牵动了党政界，蒋经国先生究竟准备把网撒多远，无人知道。于是另一种不安弥漫着，只是范围缩小了。而这一回合，民众则是扮演着看戏的角色。

整个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这个戏码都在不紧不慢的上演着，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被波及的池鱼。

六月中旬，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他们除了访问台湾，作文化交流外，也来邀请南老师赴美，合作推行文化活动。

老师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性质后，就答应了，立刻办理赴美手续，安排各项事宜。老师一切动作迅速，从决定到启程，不足两周。

七月四日，老师挥别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台湾，搭机赴美了。在飞机起飞前，老师心中似乎还有一个结，生怕有人赶到机场，请老师务必留下，客客气气的限制出境。因为那时有谣言说，老师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评列老师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飞机起飞了，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

陪护老师到美国去的，一共有五个人：李素美、李传洪姐弟、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洪文亮医师夫妇。他们不久就先后回台了。

洪文亮是高雄洪外科院长，也是法医，他是八年前(一九七七)认识老师的。他从一个绝对唯物的人体物质科学，踏入形而上的领域后，努力又努力，并在他的医院中，融合唯心的意识训练，进入唯物的医疗中，颇有成效。

洪医师也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与之学，好像不论什么事，他只要去学，没有学不会的。除此之外，又是出名的孝子，说起来他似乎很完美。

但是，不然!因为颇有人说他“很傲慢”，幸亏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只是有一次，他从高雄来到台北，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自己就坐下来，谁也不理了。那时老师还没有进来，看他那个样子，也许是在入定也说不定，这种形象可能使人感觉傲慢，也有可能。

李素美、李传洪姐弟，那时也认识老师两三年了，有一段时间，李素美还负责《知见》杂志的工作。

远在认识老师之前，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了，她的女儿出世时，因为头圆圆的没有头发，好像寺庙里的小沙弥，她的外婆故而就帮她起了小名叫“沙弥”。

李传洪是个入世做事的人，这几年在台北北投办的“薇阁”中小学，他花了许多心力，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成群结队的人，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因为他交游广，朋友多，来托情的人自然就很多，招生之前的日子，他都不敢回家睡觉，因为打电话说情要进他的学校的太多，实在无法应付。

当然，连我也是说情之中的一个。

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开学致辞的短文，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问他是何人代笔，写得那么好?他说是他自己写的。当时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文才那么高，实大出我所料。

尹衍梁与李传洪，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尹书田，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山东帮”的知名人物，作生意殷实规矩，风评颇佳。尹衍梁主持的润泰建设，多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因为他所建造的大楼，屹立无损，不像许多其他的建筑，在地震时多少遭到些损坏。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地震后立刻销售一空，被人肯定了。近些年来，润泰经营走向多元化。

在老师赴美的时候，我因个人的私事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连机场送行都没有去。

老师赴美，心情如何呢?他有一首诗如下：

首途赴美

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

出境是无可奈何的走避罢了，故国江山难忘啊!楚国的狂人陆接舆(《论语、微子第十八》)曾笑孔丘，东奔西走想教化民族国家，都是白费气力而已。看来孔子是输给楚国这个狂人了，楚国这个隐士狂人说得不错，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啊!

一脚踢的人——陈世志

当老师宣布要去美国的时候，协会工作的同仁们，突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史济洋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也移民到美国去了。陈行夫原在东吴大学任教，因会在军中工作，对兵法有研究，著有《孙子兵法白话解》(幼狮出版)后又学习针灸，现在是美国德州的针灸医师。

另一位担任会计的林秀龄，接着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不久的功夫，协会也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一切事务仍由王启宗带领谢锦扬去处理。

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老师交由陈世志负全责，并且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也就是现在“老古”的地址。

说起这个“老古”的地方，应该赞叹老师的远见。当协会几年前迁到新买的复青大厦时，老师仍继续保留租用的这个老地方，那时真觉得是浪费。当时陈行夫夫妇及陈世志夫妇等都迁住在这里。也幸亏保留了这个地方，“老古”终于又搬回来了。

陈世志毕业于台大心理系，在大学就读时就常与同窗李慈雄到南老师这里来听课了。他毕业后服兵役两年，回来不久就正式到“老古”公司来工作，大约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

那时的“老古”公司，由老师亲自主导一切，除了出版书籍外，还有一个《知见》杂志。

说起《知见》，本来是从智法师所创办，由于稿件多由老师这边提供，后来索性老师接手，一方面老师也希望从智师专注于佛法的修持。《知见》由老师接手后，蔡策和陈世志都是基本干部。

陈世志来到“老古”后，一切亲自动手，从抄写《孟子旁通》的稿子，到去门市看店、印刷、装订、广告、发行及编务等，都磨练过了，成为俗语所说“广东顺德老妈子一脚踢”的人。

陈世志是个有才华的人，文笔也不错，他更具有创意，所以在接手“老古”后的三年中，就有些创举和突破。

他首先收集南老师散见名处已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分类整理成册，编印出版，计有：

《中国道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序集》(现名《中国文化泛言》)　一九八六年

《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一九八六年

《习禅散记》　一九八六年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一九八五年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　一九八七年

另出版老师从未发表的讲记有：

《禅观正脉研究》　一九八六年

《老子他说》　一九八七年

《易经杂说》　一九八八年

除此之外，他还从《人文世界》及《知见》杂志中选集人文文库，印行了几本他人著作。又出版了《净名文摘》等。

他又积极参加书展，推广发行。那时协助他共同奋斗的，是他的另一半林妙玲，以及十方书院从学过南老师的陈加进。他们每日忙进忙出，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奋力支撑着。

另外，老师的两本书《历史的经验》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虽然出版在老师赴美之前，但那也是陈世志所完成的；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正是他收集整编老师讲记及文章的开创工作。

为了庆祝南老师七十寿诞，一本集体著作《怀师》，也是在陈世志时代出版的。

一九八八年，陈世志开创了自己的“晨曦”出版社。他虽离开了“老古”，但他对“老古”所尽的心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接任主持“老古”的，是古国治。

真正的行者

在这个时期，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这类的事情，影响着人心，影响着社会。

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要在东部花莲，建造一家医院，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人们常须还赴台北看病。

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许多人笑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她二十六岁出家，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秉孙师父“为众生”的教诲，前往偏远的花莲，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

起初，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出钱出力走遍偏僻的山区，救助贫苦的家庭，替无助的老人洗澡、更衣、喂饭。

她自奉甚俭，决不经手捐来的善款，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越来越多，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一元也不算少，十万也不嫌多。

到了一九八六年，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跌破大家的眼镜，终于落成，在花莲开幕了。

这家医院，秉持“爱的医疗”信念，不管有钱没钱，以救人第一为原则。并且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

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时代不同了，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耕作风。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也是不合潮流的作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食，如果修行未成，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

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去学一技之长，赖以维生。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不能为自己私用，因为将来的是有果报的。

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还做些手工出卖，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师开课的时候，也偶有年轻出家人，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不必付费之故。

对于这种想法，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

“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

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老师的教导，并在戒除私欲方面，策励自己。

说到这里，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在晤谈中，他忽然说：

“南老!你信不信?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

南老师回答说：

“我绝对相信，是有这个情况。”

对于这个一问一答，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中有些奇怪，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后来就问老师，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

老师说：“洗老是叹息，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即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我更奇怪了，又问道： “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

“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事实上，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老师这样回答着。

他又引述一个笑话。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现在的情形是，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

有一回，行廉姐在苗栗云寺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她对老师说，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老师听了，立刻反问她：

“谁修行呀?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先做一个像样的人，减少恶念恶行，行住坐卧只有善念，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

行廉姐听了，傻傻的看着老师，无言以对。

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她领导着“慈济功德会”不涉入任何政治，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目标。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菲律宾“麦克塞塞奖”、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艾森豪威尔奖”，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呢。

其实，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也有些是很正派的在运作着，不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传法上，也都能严守原则。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可喜的是，仍有少数清流，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