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岁月

老师到了美国后，辗转在华府定了下来。朱文光是先一步到美国的。老师本来喜欢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对那个城市的名字很有好感。但在美国较久的人们说，那是个南方地区，人文观念并不宽宏，还可能有些偏见。相形之下，华盛顿是政府所在，人文弹性较大，所以老师后来还是到华府去了。

原本邀请老师的那个基金会，很热切的欢迎，经过多次商讨交换意见，最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的计划。这也是老师的基本原则，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更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

于是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就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朱文光任秘书长，另一位包维廉博士(William Brown)，主持编辑及翻译的工作。

这位包维廉博士，中文造诣颇高，还演讲翻译《论语别裁》这本书。

华府的中国人不少，知道老师到了这里，陆继来访的有美国人士、大陆在美国求学的学生、以及大陆到美国访问交流的官方人士，当然更多的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中国人。有些原已在美的老师的学生，也从各地搭机前来看望。所以老师的住所，仍然高朋满座，所居住的地方也一再扩充。

这时另有两三个年轻学生是先已到美国去的：殷曰序、黄恩悌以及刘宗民，他们都来到老师这里帮忙，有人开车，有人办杂事、搬书，甚至还在院中搭建了一个亭子。在筹备“东西学院”的时候，每晚人来得多了，老师也就随兴讲课。

就在稍事安定后，老师与大陆家乡朋友们联系上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并来拜访了老师。

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上，谈到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这时常来老师处的一位美国人艾德(Addair)，服务于美国的外交界，他的中文底子不错，太太是台湾小姐。现在老师到了华府，他们夫妻就常常前来，逢到老师讲佛学课时，艾德就持咒，练习精神专一，一心不乱。

西洋人的学习作风有其专注的精神，不像中国人喜欢取巧。艾德专注的练习，使他的定力增强，修养获益。

老师除了与家乡联系外，又写信到成都，想找到抗战时的故旧。最要紧的，是袁焕仙老先生及维摩精舍的朋友们。虽然许多人都顺利联络到了，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师及师母已过世，二师母与他们的女儿尚在。南老师即对二师母的晚年生活设法照应，她逝世后也安排丧葬等事。

老师在华府安顿下来，李素美和她的先生，也把他们的一儿一女及李传洪的儿子接到美国念书了，这三个孩子那时都是初中及小学的学生，当时大家分住在附近三个地方，“平安居”、“天松阁”、“兰溪行馆”。老师就住在“兰溪”。

老师在美国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并未去过美国，有些事情只与老师书信连络，急事则电话连络。那时朱博士责任最多，内外都在忙着，大概是太忙了，有时也会疏忽。

有一次收到老师的来信，信封上日期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拆开信先看到朱博士附加的小纸条上，上面写着：

“雨虹道长：

此信因故迟投，幸勿向老师提也。

文光”

再展阅老师的信，是四月八日写的，大概交给朱博士投邮，而他却忘了一个月。他怕老师知道了会责备他粗心大意，所以叫我不要告诉老师。

这是朱博士的天真有趣处，幸亏老师信中没有什么太紧要的事，不需要立刻回信。

一张古董床

那年的九月底，我有事到香港去，当时李文夫妇一家也在香港。这位从学过南老师的比利时学人李文，在一九八0年被他们驻北京大使网罗到大使馆工作，四年后又调到香港的比利时使馆，任职文化参事。

听到我来香港，他们邀我到他们山顶的房子去住两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去看望老师，刚回来就逢到古家俱拍卖，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去买了一张红木的炕床，十分古色古香。

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放了一张中国古老的炕床，好像忽然身价不凡，又好像中西的协调。就像他们夫妇一样，李文是纯粹的白种人，他太太祁立曼，则是标准的中国女性。

他们在山顶白加道所住的房子，是从前嫁给中国人的比利时女作家韩素英所住过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韩素英的小说拍成好莱坞电影，也曾在这个房子取景。

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床呢?

这夫妇俩的说法很使我意外。他们说，老师曾问香港的情况，表示要来香港看看。他们夫妇认为，没什么好招待老师的，就买一张古老名贵的床给老师用，略尽他们的心意。

老师还没有来，那几天我就先睡这张古董床了，感觉十分稳定与坚固，不禁使我想起童年，也曾睡过这样的床，上面还罩有床帐，睡在里面感觉安全可靠。李文家的这个床，虽少了一个床帐，但也够舒适可人了。

老师是一年多后才来到香港的，就睡在这张炕床上，待另外安置好地方，才搬走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大女儿玲玲从美国到北京去了，她邀我到北京会面。当时我有些犹疑不决，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到大陆探亲，如果有从第三地到大陆去，回来被发现，就要管制两年不许出境。

内心交战了一些时候，我得了结论，如果这次不去故乡看看，万一我死了，岂不后悔!所以情愿被管制两年不许出境，决定冒险去北京一趟。

祁立曼好心，一定要陪我一块去，她说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经验，知道外来人一时不能适应。

那时的北京，全城只有友谊商店有一个简单的霓红灯，到了天黑以后，全城昏昏暗暗，也没有出租车，只有“北京饭店”为住客房方便设有几辆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公共汽车十一时停止，除了骑脚踏车以外，别无他法。

最妙的是，有一次在商店看见梨子不错，就开始挑捡起来，预备买一些。忽然听见站在里面的售货员大声说：“不许挑!你把好的挑去，坏的卖给谁?”

我大吃一惊。正要说话。祁立曼用脚踢了我一下，我就不敢出声了。

我十月底回到台湾，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在长城的照片被海关查到了，只好承认去过北京。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问话，让我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记得那些问题有：

米多少钱一斤?

人民衣着如何?

公车车票价钱多少等等。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回到台湾两个月，在美国老师那边，忽然发生了一桩大事。

晴天霹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老师在美国的第二个圣诞节。二十四日是圣诞夜，在美国是一个大节日，就像中国人的除夕一样。

那天约好到老师处过节的人很多，傍晚时分，雨势不小，客人快要陆续到达时，发现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涨，快淹到桥面了。

朱博士立刻采取行动，要开车过桥到小河对面，等待客人来临，以免客人因路面不熟，过桥时发生危险。

这条门前的小河，平日几乎是干涸的，既浅又窄，像是一条水沟。古桥两边没有栏杆，只是一长块石板而已。

朱博士动作很快，洪医师跟在他后面，穿鞋时少了一只。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朱博士已开车走了，没有等他。

就在一刹那间，朱博士已将车子开到了桥上，突然河水暴涨数尺，转眼间把朱博士的车子冲进了河中。

老师出来查看一下，就说：“救不回来了!”警察迅速到达，展开紧急救援。三天假期中，警察不停的进行打捞，车子捞上来了，有朱博士的眼镜和夹克，但却找不到人。

这条水沟似的小河，通往另一条大河，河水则流入大海。七十二小时的打捞时间已到，警局就停止了打捞的工作。

我二天后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语气很平缓，他只说：

“文光走了，是被水冲走的……”

晴天霹雳，老师失掉了右臂。我忽然觉得老师在美国的缘份已尽，大概会再回到东方吧!

洪医师从美国回来后，我仔细询问他当时的一切经过和细节。

说起来真奇怪，在朱博士遇难之前不久，他的作风和性情，曾忽然有了变化。

他本来是一个极温和的人，不管老师如何责备，他都坦然接受，对待朋友也永远是和霭的。

那一天，老师正在唠叨他事情没有办好，说他真是笨啊。他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对老师吼着说：

“就算我什么都办不好，至少曾有一桩办得好吧?为什么老是骂我?”

老师看他一反平常，也楞住了，就连忙说：

“对啊!对啊!以后再也不骂你了!”

真的!以后老师再也不能骂他了。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

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尸体未找到前，只能算是失踪，不能宣布死亡。于是善后的处理就产生许多困扰；银行的问题，版税的问题，保险的问题等等，一时都不知如何理出头绪。还记得李慈雄在得到博士学位后，正在华府地区工作，他为了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为了朱博士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事，还几次给我打越洋电话询问。

朱博士的高堂老母，不相信儿子已死，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老母内心一定在祝祷着，企盼儿子是漂到了远处，还活着，但暂时失掉了记忆，无法回家；或者正躺在医院床上，接受紧急抢救……

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巴望着呢!

就这样，四个月过去了，第二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从大河的入海口，却漂上来朱博士的尸体。他身体仍然完好整齐，一双腿盘卷着，像他平常睡觉的姿势一样。

李传洪这时正好也在美国，他带着殷曰序等一行，前往相认，办理后事。火化后，李素美说，骨灰中有不少宝蓝色的块块。那时纽约庄严寺的住持是显明老和尚，朱博士的骨灰就安息在庄严寺的灵骨塔了。

朱博士真的走了。留下数不尽的哀伤，说不完的惋惜，为了照应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大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仍感觉他活在我们中间。我曾问洪医师，朱博士死后有没有什么感应?他竟然说，有一次在禅堂静坐时，睁开眼看到朱博士坐在前面……洪医师与朱博士交情很深，不知这是真是幻?

终于有一天，老师说话了，在禅房里，老师像是自言自语：

“去吧!到你该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事，不要再担心我们……”

听到这里，我的泪流下来了。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再说朱博士

朱博士确定真的走了，丁卯年(一九八七)老师有一首悼念他的述怀诗：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兰溪行馆门口的小河，那么浅的水，如何竟冲走了一条蛟龙!这个感叹，一语双关，何尝不也是老师自己的写照，好比浅水龙一样，一切似乎无能为力……

可是太阳还是照旧从东方出来，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任何事都不会停留，都会成为过去，包括自己的心念情感。并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人们应该效法儒家的精神，“日日新又日新”，积极迎向未来，迎向东方日出。

佛家教人们放下，不要执着，儒家教人们积极面对人生。日新又新的努力进取，这也就是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化。

朱博士去世前一年，大家正忙着《怀师》那本书的集稿，朱博士也是帮忙收集稿件的人。在香港的李文，曾把写好的英文稿和译文，于十月一日寄给朱博士，请他先看，并加以文字修正。后来朱博士把李文的稿件给我，同时附来李文给他的信。

在这封信中，李文提到要借用老师的一些话，以发挥东西方宗教性、政治性及科学性的文化相互融通之处。老师的这些话，写在李文翻译的《马祖语录》的序言中，篇名为“荷兰文初译马祖语录记言译作的经过”(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一书中)。李文也构想与朱博士合作写这本计划中的书。

李文是十月一日写给朱博士这封信，两个多月后，朱博士却发生了意外。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朱博士为《怀师》所定的未完稿。

当我收到朱博士的未完稿时，打开信封，先看见老师附来的一封短信：

“雨虹道友：

文光稿是同学们在其稿件中找到的，真是未完的遗稿，由你加按语说明可也。并附上他出事资料的中英文剪报。原稿附语，是洪文亮当时在现场时所记。似有言未尽意之嫌。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

老拙”

一九八六、十二、二十九　　老师的这封短信，是朱博士出事后第五天所写。

兰溪行馆

“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这是老师的感叹，但是老师是不执着任何事的，他依然日新又新的向前走去。

到美东留学的大陆留学生不少，老师常为他们剖析中国未来的前途。那时海外及台湾，已有人开始投资大陆的行动。

老师认为，一般人的思想，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商机无限，但是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陆的制度与外界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先要了解，如欲向大陆投资，更必须具备四项理念，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

说起共产主义的理想，那真是伟大的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样。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如果不向往共产主义，那就是没有理想，所以向往共产主义是很自然的。

可惜人类的心中，还存在着私念，再伟大的理想，遇见私欲就难办了。

理想虽不易实现，但作为努力的目标总是好事。中国人更不能背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脱离了文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奋斗了。

朱博士出事不久，到三月的时候，正值老师七十寿诞。人生七十也是一件大事，老师故乡的幼年好友朱筱戡先生，寄来一首贺寿的诗，老师后来在六月上旬某夜，工作完毕把朱氏的祝寿诗再看一遍，不觉“旧习复发”，喜爱赋诗的毛病来了，一口气和了四首。老师在诗后还自记如下：

“筱戡兄乃先师味渊公之长公子，亦其入室之诗弟子也，放翁所谓父兼师者是矣。余不韵，且疏狂成性，一气呵成俚句四律，岂敢言诗，但抒枨触情怀已耳。”

言寿方知奈老何　一生岁月尽蹉跎

飘蓬原似屠羊说　浮海何须欢凤歌

人误布衣干国计　自怜带发苦头陀

深情多谢童年友　万里飞章敢不和

说到祝寿，便知道自己老了，感慨一生白白度过，像屠羊说(《庄子·让王第廿八》)一样，跟着失国的楚昭王飘泊在外。四海流浪何须欢唱楚生接舆的凤歌(《论语·微子第十八》)，何必谈什么教化!

自己也不过是讲讲历史哲学的课而已，却被人误会为干涉国事，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发的行僧而已。

感谢童年老友的深情，万里之乐寄诗来说祝寿，一定要唱和才是。

王启宗及陈世志二人，夏末也一前一后来探望老师，这时《怀师》已经出版了。

老师见到王启宗，就建议他办手续移民美国，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务。王启宗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学成就业多年，但他夫妇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国，因为在台湾生活方便，朋友又多。现在既然是老师的嘱咐，他也就办理申请赴美了。万万没有想到，老师后来反而住在香港，而他却到旧金山去住了。

那次兰溪住了几天，老师就嘱殷曰序开车，送他们两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去，路经尼加拉瓜瀑布游玩，再过桥到了加国。这时的李淑君已在加国好几年了，她又协助十方书院的三个比丘尼圆观、永会、宏忍到了加拿大、后来禅定师(赖芳如)也去了。

在此之前，华府地区德国镇有一个美以美教会的教堂出售，老师就把它买下，准备将来用作书院讲堂。

这年的暑假，李文一家四口，先回到比利时去控望父母家人，然后又转赴美国去看老师。

李文对老师说，已经买了一个古老高级的红木炕床，为老师到港下榻之用。

老师又说，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

到了年底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保云到美国新泽西姐姐家过圣诞。后来她姐妹二人开车四小小时到华府去看一个画展，是美国著名的女画家Georgia  Okeffe的展览。她们看过画展后就顺道去拜望了南老师。

到了兰溪行馆，老师正为人写字，看到了保云，也就写了一个条幅给她。当晚她们就留宿在“天松阁”。

“天松阁”是朱博士生前所住的地方，那时刘宗民、黄恩悌及殷曰序等仍住在那里。

由于听到朱博士去世后的一些奇怪的事情，保云一走进天松阁就说：

“朱博士啊!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我看见你，我会受不了的，拜托拜托!千万拜托!”

朱博士天上有知，一定会笑她如此幼稚。

朱博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几天后，陈世志又从台北来到了兰溪。

经国先生之死

陈世志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又到了兰溪行馆，长途飞行又加上时差之故，正睡得糊里糊涂。忽然老师把他唤醒，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大消息：蒋经国去世了。

这使我回忆起他去世前四年(一九八四)的一件事。

那天消息传来，蒋经国先生进了医院，这似乎象征了有大事要发生，因为平时都是请医生到家中诊病的。

蒋经国先生本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视力很差，两腿早已无法随意行动。

到了老师办公室，我就提到蒋经国先生入院的消息，老师沉吟了一下，喃喃的说道：“不可能啊!按照我教他的方法，至少还可以再活两年啊!”

我立刻明白老师这话的含义了。

颇有一段时间，有关人士曾三番五次请老师去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猜想蒋经国先生的问题大概是寿元及健康，老师一定是请中间的有关人士，转告了一些法门，以控制身体的障碍，延续生命的时间，以便他完成计划中的任务。

听到老师的话，我并未再问什么。过了两天，蒋经国先生又出院了，到他去世的时候，实际上又活了四年，超过老师所说的“至少两年”。

蒋经国先生去世的消息出来，我立刻想到老师四年前的那几句话。老师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而是现在科学界所研讨的生命科学。

这门所谓生命科学的学问，早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道家的学术中有，佛家的学说中有，甚至儒家也有，但在研究的时候，人们往往只偏重在思维意识，以致于这些学术都仅仅成了哲学思想。如果重视实证，就进入了生命科学的领域。

孟子所说“养吾浩然之气”，庄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都超越了思维意识，而是生命具体的能力呈现。佛家理论以心的力量转变物质的色身，显示唯心与唯物的相互作用，更为生命科学的实践所证明。

但这个唯心，基本上仍建筑在自己这个唯物的躯体上，没有这个躯体，唯心意识无处依附，所以说又是唯心，又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谓之中道。

老师为什么有这些方法呢?他一生都以自身做生命科学的实证，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思想观念。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方法还要去实践，否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就成为口头禅了。

生命科学是以生命去实践的事，真是非同小可。记得有一次开会前，人尚未到齐，老师说去睡二十分钟，我们问他要不要拨个闹钟提醒，老师说：

“连这个小事都作不了主，还叫什么功夫!”

老人在睡梦中都可自己作主，醒梦一如，不论是睡是醒，都是清清明明的，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吧!

如果能对自身作主，不论是意识，或色身，也许才算得上庄子所谓的“真人”，佛家所谓的“证悟”，儒家所说的“圣贤”。

初到香港

蒋经国先生过世两周之后，元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在台北收到老师的传真：

“雨虹道友如见：

我约于三日后赴港，可能在彼度过旧历新春，如你能早日成行，或可在港一晤，得以畅叙。临时或将约包卓立在港会面，但今未作决定耳。专此祝

平安

老拙”

一九八八、元、二十六

老师是元月二十九日从美国启程的，因为两地时差，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照老师传真所写，到香港并未计划久留，但是旧年过后，老师却计划暂时留在香港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美国。

后来有美方人士又来邀约赴美，但老师总是回答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在台湾三十多年，儒释道三家学术都讲过许多次了，对得起台湾了。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总会想到还有十三亿自己的同胞，希望能先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

老师传真中所提到的包卓立(Willam  Bodri)那时正在台湾，他在康乃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华尔街任高薪工作，也是那一行中优秀顶尖的人物。但他自来喜爱中华文化，涉猎很多。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了老师的名字，就在周末专程从纽约赶到兰溪行馆，拜访老师。

当他与老师交谈时，是李素美居中充当翻译。后来包卓立告诉我，当他初次与老师会面时，问老师一些问题，可是李素美刚翻译了几句，老师就开始回答了；而李素美才翻译了几句老师的回答，他已完全明白了。他与老师彼此不通对方的言语，但却能互通此的心意。包卓立说，这个感觉很奇妙，于是就立刻辞掉高收入的工作，收拾行囊到台湾来学中文了。

老师到香港后，包卓立也就到香港相会，后来就在香港工作，一方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极擅长收集资料，研究的范围也很广，领悟力极强，可能与他在大学研究所时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

老师初到香港时，下榻于李文家，这时风闻而来的旧识和学生，愈来愈多。旧年过后不久，老师开始寻找新住处，那时香港房屋价钱尚未大涨，李素美先买了麦当劳道一层四卧室供老师使用。这时孙静源的太太林美年，也到了香港，在同楼买了二十八层一户，一度也由老师分配暂用。不久，王启宗到港，记得就是住在二十八层。后来大约过了一年，又都卖掉另迁，孙太太则迁至铜锣湾。

孙静源先生，大家都称他孙老板，原是台湾国丰实业的董事长。孙家上一代即从事木材业，但到了孙老板经营“国丰”(原名国丰木业)，才开创了企业的管理。

记得是一九七0年，孙老板夫妇从日本留学回来，那时孙老板才三十岁出头，他的叔父孙海先生，买了一个倒闭拍卖的工厂，交给他去动脑筋。那年我们去高雄时，曾到他那里参观，发现他们夫妇住在工厂的门房，含辛茹苦的在为这个工厂奋斗，准备从事制造夹板外销。

过了几年，“国丰”成功了，而且也成为全台湾外销第一的工厂，赚了不少外汇。孙老板采用新的经营观念，接受专家的建议，陈定国博士就是被孙老板罗致的企管专家。

老师在台湾时，孙老板亦常来听课，他作事认真，听课也认真写笔记。多年后，他让出国丰，转向国际投资，加拿大、墨西哥、上海，都有他的事业。

孙老板很重伦理。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南投县水里乡去拜访他的叔父孙海先生；那时国丰股票刚上市不久，孙海先生看见我就拉着我去看他的新汽车，他说：“这是静源买来送我的。国丰办成功了，他先买了这部进口车给我，后来他自己也买了一部，比送我的这一部稍微差一点。”

这件事虽小，但说明了孙老板是一个恪守分际不僭越的人。事实上，孙家是遵守传统文化习俗的家庭，孙海先生幼失父母，是由年长二十岁的兄长(孙老板的父亲)抚养长大的。后来孙海先生事业虽已发达，但对这个长兄始终尊如父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兄长坐下，大家才会落座。

孙海自己有五子二女，他对兄长的儿女(孙静源姐弟)也像自己儿女一样，他们姐弟与堂兄弟姊妹间，也都相亲相爱，在现在的社会中，实不可多得。

另一页开始

我在一九八六年从大陆回台，本应该受管制两年不许出境，但第二年蒋经国就宣布开放回大陆探亲了。一时许多老兵都纷纷办手续出台，先到香港再转回大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新鲜事。

清明节前，我按照回大陆故乡的行程，先到香港与老师见了面，将近三年未见，老师依然故我。似乎老师从来没有情绪不对的时候，就是再大的事情发生，老师仍是安安稳稳的、冷静和悦的处理。

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有一次，一鹏(老师在台湾长子)仍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年纪轻，有时会发一下脾气，那天听见老师对他说：

“一鹏，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先深呼吸一下，可能气就消了。”

我猜一鹏听了这句话，大概气也消了。

我从大陆回来，又在香港停留几天，那时老师正在忙着安置新住处，我则住在晓园大姐在九龙塘的房子。晚上要回去，老师还派人送我。有一次是卫梦楷小姐和她的弟弟开车相送，因为走错了路，还被警察拦下来，开了罚单。

这年九月，我又要有返乡之旅了，这时林中治跟我联络，要与我同行。

我和林中治一同搭机到了香港，李文、祁立曼夫妇来接。林中治住到专为返乡人居住的小客栈。由于过境赴大陆的人太多，应时而生的是许多家庭型小客栈，因为当时还没有当天转机飞大陆的安排。

那时正时兴三大件五小件，探亲回乡的人可买几件，又办了台胞证，第二天他直飞老家福清(近福州)，我则到北京去。

走前那天晚上，我又去看了老师。碰见南国熙也从美国来了。

这时，老师的家乡温州，也接连不断的来人，除了自己家中亲人故旧外，还有沾亲带故，以及八杆子打不着的热情乡谊人士。这其中最亲的是次子小舜，与老师一别已经四十余年了。他的相貌也颇似老师，是个中医师。

另外一个是从上海来的王伟国，他的父亲是老师的姨表兄，他的姑母就是老师的原配夫人，所以他称老师为姑父，也可称表叔。

王伟国是化学工程师，老师开始对上海的化工投资，也因这个晚辈是化学工程师的原故。后来他所负责的联盈塑料化工厂，经营成功，被列入上海十家民营科技优秀企业之一，受到奖励。此是后话。

再说到香港老师处众多的来客中，最积极的是温州市的一些官员们。李景山处长是陪同小舜一起来港的，同时传达了温州刘市长、董书记等，对修建金温铁路的期望。

一时之间，吃饭时的餐桌上，也摆出了温州的鱼干，以及道不出名字的海腥味食物。

我三番五次回大陆，是希望将先母的骨灰送回故乡，与先父一同归葬祖坟。虽然跑了几趟，却因先父是在变局中遭难，堂弟兄亲友们都说要先平反才行。但因年代久远，费了不少事也未办妥。

过了不久，我从郑州回到香港，发现老师虽然到香港半年多了，但是美国的事，香港的事，仍陆续在处理。例如老师赴美时，带去藏书数万册，现在又须运到香港。诸如此类的事，外加新增添的大陆的事，不知有多少。

这天孙老板夫妇也来到香港，因为正值持蟹赏菊的深秋，孙老板请大家去吃大闸蟹。老师的故乡濒海，习惯海味鱼蟹之类。那天是在香港有名的一家潮州餐厅，我也吃了一只大闸蟹。

岂知半夜就闹肚子，泄泻不止，以为是食物不洁。次晨电话询问各人，都平安无恙，证明是自己肠胃不习惯之故，赶紧匆匆回台北了。

老古　兰溪　华侨们

回到台北不久，陈世志就带了一包资料来找我，说是老师嘱咐他交给我的。

原来是老师十年前所讲“显密圆通修证次第”的一些资料，因为他(陈)想出版，老师就要他交给我整理，同时老师还附了一封信给我。后来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过了没多久，陈世志就离开了老古公司，一切业务暂时移交给王启宗先生。这时“老古”面临了颇大的转变局面，因为老师不可能即时回台湾领导，后来几经研商，就请古国治回来负责，那时他正在保险公司任职。

由于以往的老古公司，在老师主持的时代，延续到陈世志时代，都是以个人为主轴的领导方式，现在这个方式不再适合，便趁机另作人事安排，会计、书库、业务等，都另聘新人、分工合作，开始建立制度。

我即时联络了林中治，请他来负责书库方面的整顿工作。另请胡传宗先生，负责会计制度的建立，胡先生原在大企业任会计，因病辞职休养，恰好身体刚刚复元，也算巧合。

我则积极忙着《如何修证佛法》的整理工作，到了八九年五月，终于完工了。

这时老师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到华府禅学讲堂走一趟。

原来从前所购置的那个教堂，挂起了“禅学讲堂”的牌子，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永会、圆观，已来到这里安顿下来。他们也常邀人前来与华侨朋友们结缘。显明老和尚曾从纽约前来讲经，颇为轰动，洪文亮医师也曾前往讲演。

老师在华府时，我始终未曾前往，现在老师回到了远东，我却于八九年的九月底，来到了华府地区。

到后第二天，永会师开车陪我到老师曾居住的兰溪行馆，那时有一对云南来的学人胡君夫妇，正借住于此。看到门前的小河小桥，不禁想起来朱博士的种种，更感世事之无常。

在禅学讲堂两个月，适逢洛杉矶大地震，从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十分惊人。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处理紧急事件的组织能力，确实是训练有素，是一个比较有秩序的国家。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总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不管有钱没钱，你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孔祥熙这个早期中国的大财主，太太又是宋蔼龄，他们长期住在美国时，听说孤独极了。既富且贵的身段，中国人无人比得上，不能来往；美国的上层又看他们是落魄政客，也不来往，孤独就在所难免了。

其他的中国人又分为许多种，只有最早期的学人赵元任等的时代，融入美国的学术界高层。而作为华工赴美的广东华侨及他们的后代，则另成一种团体。二次大战后赴美的移民及学人，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台湾发财的企业人士及子女又是一种，加上大陆近年开放赴美的大陆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不同群体或类别，是附属于美国社会的群体，极少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记得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时，夏先生告诉我，每逢周末，到中国寺庙中吃素斋的年轻人，都有百人以上。

当时我颇为惊奇，为什么信佛教的中国年轻人这么多?岂知并非如此。夏先生说，这些年轻中国留学生，无钱去玩，又思乡心重，无处可以宣泄情绪，只好到中国寺庙中碰碰中国人，说说中国话，解解他们的寂寞和乡愁。

这又使我想起，多年前一个美国朋友名叫Palmer的，也曾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论从英国、法国、北欧、俄国，乃至于南美各国人，一旦到了美国，很快变成美国人，下一代就分不出来了。只有你们中国人，不管到了美国多少代，仍然自成团体，永远是中国人。”

他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可能种族是一个问题，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白人，而中国人是蒙古种的黄种人，混在一起有非我族类的感觉。但最有关系的还是文化的传承问题，是人文历史的因素。

记得牟宗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人住在美国，听到说起美国开国大总统华盛顿，或者历史名人杰弗逊、林肯等，我们只觉得那只是几个名字，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项羽、诸葛亮，甚至孙悟空，我们马上感觉到真人真事活在心中。所以，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十二月初，我回到了台北，《如何修证佛法》已经印好了。

复旦　商务　北大

到了年底，林中治辞职离开了老古，因为有人请他去讲佛法。这时胡先生已离去，后来又找另外会计来接替他的工作。此时，书库已经整理有了眉目，会计也大致建立了制度。

这时在香港，来了一个大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王雷泉，拜望了老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由他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老师的《论语别裁》。后来李素美及李传洪姐弟到了上海，共同协调确定这件事。

当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已是春天三、四月了。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海处理有关《论语别裁》的一些文字琐事。

因为复旦出版社要改成简体字出版，书中的一些文字，也要转变成大陆书籍的习惯用语，如“民国”改成“公元”，“水准”改成“水平”以及一些想不到的意识表达等，都可能须略加修改。

复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陈士强，他是哲学硕士，他将拟改的地方传真到香港给老师审查，这样作法原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老师为了省时省事，嘱我前往，一次性解决，有问题时立刻相互讨论，则比较方便。

于是我收拾行囊去了上海。

我与陈士强一同工作了一天，就解决了文字的问题，记得接着要出版的，还有《禅与道概论》，这本书“复旦”出版时，改名为《禅宗与道家》。

这次在上海，也认识了北京来的一个青年史平(现改名为史原朋)，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时老师的著作尚未在大陆流行，史平却独具信心。

这年的秋天，我到了北京，顺便谈到《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两本书的出版。我曾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门谈过，记得是史平陪我同去，“商务印书馆”表示有兴趣，但要看完全书再定。

过了几天，我得到了婉拒的消息。因为那时南老师的书尚未在大陆流传，我猜想商务印书馆是怕销路有问题，故而不敢尝试。

不久我从另外渠道得知，商务印书馆把这两本书送到某大学哲学系一个教授处征询意见，这位熟悉台湾的教授加以反对，理由不详，以致造成商务的婉拒。

后来我到了香港，曾问老师是否曾与这位教授结怨。老师说他不知道，至于别人为何怨他，则更不知道了。总之，老师并不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而已。后来这两本书是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现已改交复旦出版。

闫修篆与《易经》

在我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想起了老师讲《易经系传》的录音记录，应该找人加以整理出版了，我在所能想到的人士之中，感觉只有闫修篆最为合适。

闫先生对《易经》很下过功夫，他的著作，是由“五洲”出版的《易经的图与卦》。他也是河南籍，更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小同乡。又幼读古书，擅长文字。但他也是一个忙人，因为他是英泰广告公司董事长，又另有其他工厂企业等，大家都称他闫董。

我把讲课的录音带交给他，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做这件工作。我当时这样对他说：

“你每天上下班从北投家中来回台北，要在车上两个多小时，何不利用你在车上的时间，边听录音带边记录下来呢!”

闫董对老师的事一向热心，当时也爽快答应了，说“试试看吧！”

却不料，才过了几天，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做不了这个工作，原因是：耳朵上戴着耳机听录音带，眼睛上戴了老花镜，手上拿着笔，腿上放着笔记本，弄得手忙脚乱，实在不能妥善胜任。所以他说干不了这个差事，并且一定要把录音带还给我。

我当时感觉很泄气，只好对他说：

“录音带暂时不要还我，因为反正没有人能接这个工作，也许你可以先听一段时间再说。”

既然他并未再坚持退还录音带，我又进一步试着说服他，我说：

“有个电影明星说，她翻译一本书的时候，困难重重，几乎做不下去了。后来她忽然想起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于是就念文殊的咒子，渐渐的心绪定下来，很顺利的翻译好了那本书。”

闫董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问道：

“文殊菩萨的咒子怎么念?”

我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你可以念一个其他你会的咒子，反正是精神集中就行。”

闫董没有再坚持，后来他有没有念咒子，念的什么咒子，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工作顺利，大约半年多完成了初稿，我又在编辑工作上用了几个月，一九九一年四月，终于出版了，书名为《易经系传别讲》。

除了这本书外，闫董在《易经杂说》这本书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因为这本书是陈世志离开“老古”前所印，当时因时间匆促，校审工作不太完整，所以后来一版、二版，一直到六版，修订再三，都是闫董独自担纲完成的。

在闫董刚整理好《易经系传别讲》时，古国治又无法继续负责“老古”了，因为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不能辞掉，不能专职在老古。

这时王启宗和我想了一个主意，请闫董负责老古的管理工作，因为他当过政治部主任、金门县长等职务，管理经验丰富。他自己事业多，虽不能专职，但他可以找合作过的管理人才来负责，他只担任督导即可。

此事得到老师的首肯，老师并与他签约一年，委托他代为管理，就这样，他的故旧史鹤先生来到了“老古”，担任经理之职，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更缜密的制度。一年一年下来，一直维持了八年之久。

这时我仍负责编务，与闫董每隔一日到“老古”上班协调。王主任因为办了赴美移民的手续，时常要到美国去，当他在台湾的时候，也和我们每天下午会面，在“十方”楼顶打太极拳。

两个女菩萨

一九九0年二月十四日，是农历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这一晚，温州发生了一桩大事，老师的百岁高堂老母，吃完了年夜饭后，忽然撤手西归了。

这个突然的消息，对老师有多大的冲击，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台湾的人，却个个震惊。

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中，母子一别四十余载，老师虽已到港两三年，也始终并未回乡探亲。现在，母子就此人天永隔，在我们些凡夫俗子看来，真是情何以堪!

难道老师都不想回去拜见自己的慈母吗?必定是客观环境和种种不足向外人道的原因，在困阻着老师的归乡路。那绝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一种内心煎熬，并且还要承受着种种不孝的呵责。

还记得十几年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收到家信，说老太太身体欠安，视力也不行了，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回大陆探亲。

老师一手拿着信，神情很沉重的说：“恐怕等不到与母亲见面了!”

一个离乡别井数十载的人，看了家书说出这句话，是何等的悲痛啊!至少我这个旁观者的心，已陷入了悲痛。我忽然对老师说：

“老师，您发个愿吧!愿将来有母子团聚的一天。”

老师淡淡的自言自语道：

“是啊!发个愿吧!”

老师到香港后，听说老太太很盼望儿女能回乡相聚，但孙子们到香港见过父亲后，老太太了解了情况，也就不再巴望着儿女是否回来了。

密宗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有一个故事：大师在修道时，他遥远的故乡，常有人带口信来，说他的母亲想念他这个出家的儿子，希望他能回家见个面。

一次，又有乡人带来口信，说母亲希望他回去见面，要他务必设法回家乡一趟。

古时候交通不便，往来费时，这位大师就对来人说：

“这样吧!我一时无法回去，待我画一张我自己的像，请你带回去交给母亲，她老人家看到我的画像，也就像看到我一样。”

这个乡人无奈，只好把大师的画像带回去了。当老人家打开画像后，画中的大师竟叫了一声“妈!”

老太太高兴极了，立刻说：

“我的儿子成功了，回来不回来都不要紧了。”

这不过是一则故事，也许他的母亲只是想知道儿子的修行究竟如何，故而总托人叫他回家见面。但我却偶尔会想，为什么老师的母亲后来并不再要老师回家见面呢?是老师带回过一张自己的像，叫过一声“妈”吗?抑或是老太太曾神游香港，已与爱子见过了呢?

老太太仙逝，老师也没有回乡，国熙从香港回去奔丧，另外李素美、李传洪、尹衍梁等好几批冒着寒冷前往温州协办丧事。

记得卫梦楷也去参加了丧礼。事情过了不久，卫梦楷从香港到台北来了。人家知道她曾去参加丧礼，就邀请她在十方讲堂，向大家报告经过。

她说得很感人，但最使人感动的部分，是对师母(王翠凤)的赞美和敬佩。她说：

“师母是那样的安详、守礼、按部就班，看到她的一切，自己真觉得惭愧万分，我们天天说学佛，连一点师母的坦然无争的气度都没有，真惭愧啊!应该先向师母学做人之道才是啊!”

卫小姐的这番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那是师母到香港的时候。老太太过世时，师母王翠凤女士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了。在这以前的很多年，她一直都是亲自照应婆婆，夜里更是同榻而眠，随时照顾琐事。放眼天下，不但这样的媳妇少见，恐怕这样的女儿也不多。这个日夜照料婆婆的媳妇，自己也早就是一个老人了啊!

老太太走了，当年的秋冬之际，老师就办了手续，邀师母到香港来会面。师母抵达香港的前几天，我刚好从北京回到香港。记得王启宗，孙老板的太太林美年等，许多人也正好都到香港来了，大家都企盼着师母的到来。

师母到港的前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对老师说，我想明天就回台北，不等着见师母了。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

“师母千里迢迢是来与老师相会的，至于是否多看到一个老师的学生，并不重要；况且，师母与老师分别四十多年后相聚。一定有说不完的话，外人越少在场越好。”

老师首肯了我的意见，所以我就在师母到的那天走了，与师母未曾见面。

王启宗办完了事，不久也回到台北，向我们仔细述说了师母到港的情况，还照了不少相。师母与老师重逢，老师对她说：

“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曲折磨。”

老师这样说，可能是希望她一吐胸中郁积几十年的苦难，但师母却回答说：

“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

这是何等的心胸和度量!一个女人，对于几十年的苦熬，毫无怨尤，竟然一语带过，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做得到呢!

老师的学生们热情的带着师母去买东西，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林美年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师母，后来老师说师母年纪大了，恐怕不习惯穿高跟鞋，扭了脚反而不好，孙太太这才作罢。

对于大家的热情，师母愉快而自然的一一接受，但听王启宗说来说去，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师母是要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她，永远扮演着服务别人的角色，一个慈悲喜舍的活菩萨；而周围的我们，反而成为“本欲度师母，反被师母度”了。

师母没有留恋香港，她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又返回故乡了。五十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只有两周。

但是她，平静自在的回去了。她和老师在家乡的直系子孙，已是四代同堂，她更舍不得长时间离开这些儿孙们。

金温铁路

由于老师在香港，我又为了出版的事常去大陆，所以我在香港停留的次数就相当频繁了。渐渐发现，老师对金温铁路的修筑的事，已涉入很深。

自从老师来到了香港，浙江省方面不断来人磋商金温铁路的事，几乎我每次到港，都会碰见浙江省来的代表，由王伟国陪同。

我曾遇见过的，前前后后计有浙江副省长柴松岳(现在的省长)、有温州市长刘锡荣(现在的副省长)、副市长马云博，主任级的有章华表、陈敬之等，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无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

而老师这里，也不断派人前往浙江省，去实地考察具体情况。代表老师去浙江调查或开会的，有彭嘉恒和马有慧夫妇。马有慧是澳门的名门小姐，熟悉大陆事务，她与彭嘉恒，都是加拿大学成归来的会计师。

另外参加筹划的，还有一位蔡世亮蔡老板，他是香港实业家，旗下多角经营，在老师那里所吃的水果，多是蔡老板日常供应的。蔡老板更热心公益，在福建他的故乡，办有养老院、孤儿院等。

另一个就是联盈公司的总经理李素美以及包卓立，李素美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他们都多次前往浙江，辛劳备尝。

在台湾方面参与筹备策划的，主要有李傅洪、尹衍梁、陈定国夫妇等，他们也都是企业界及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有力人士，且个人事业遍及多地。陈定国博士实际上是当时正大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这些台、港双方的专才，都三番五次的以专业立场，带领着律师银行界等，去调查、评估、协商，在老师的领导下，将这个修筑铁路的计划努力推动。

一九九0年二月二十五日，尹衍梁代表老师的联盈兴业公司，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的代表陈同海，签定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见证人是贾亦斌及丁世祥。贾亦斌是政协委员，民革主席，他和老师是抗战时期成都中央军校的旧识，那时老师是政治教官，他们“同在军官教育队工作，彼此很谈得来……”(贾著《半生风雨录》)。

接着是彭嘉恒及马有慧二位会计师，深入研究评估具体的问题，即资本额、贷款问题、经营权、外汇平衡等等，并向老师提出书面具体报告。

但是这个合资修筑金温铁路的计划，经过复杂的作业程序，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光，直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而在这两年之间，浙江省的领导已经更换，原来的温州市长刘锡荣已调离温州市，继任的市长为陈文宪，市委书记为孔祥有。

新的温州领导，对铁路的修建，亦极有热忱，上任后曾致函老师：

尊敬的南怀瑾先生：

为了不辜负浙西南人民的期望，不辜负先生爱国爱乡的赤诚之心，我们将建设金温铁路作为自己上任以来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的做好金温铁路建设的一切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地推进铁路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努力促使金温铁路的宏伟蓝图在“八五”前期获得实现。

我们殷切期望南老先生方便的时候，拨冗莅温考察、指导我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等将竭诚欢迎!

    温州市委书记　孔祥有

    温州市长　陈文宪

    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

合约的正式签定，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是由杨国章经理签字，确认见证人为省长柴松岳。香港联盈公司则由李素美总经理签字，确认见证人为南怀瑾。

在双方会商讨论的时候，老师曾说了一段话，其中有一段是：

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八十年，修了七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大门，以后的人就好走了，政府也就会更改法律，就不会这么批来批去了。创造一个新境界，领导这个时代在变的人，永远是辛劳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目的，不是在投资，我是在做一个笨人而已。你们说什么台商，就是不懂得宣传，我明明是外资、港资，总要加上一点政治色彩。你们知道，修这条铁路，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经济目的，只是开启一个例子。你们看，送钱去，都得等三年来来往往的批文，这个大门，我们不去打开，谁愿意去做呢?

签字后不久，我刚好到了香港，晚饭后与包卓立聊天，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据他所说，金温铁路经过评估，从商业角度上说，绝对不能投资，但老师却决心要做这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老师对做成一件事的看法与胸怀，显然与众不同。当有经验的人提醒老师，如将资金一旦汇入，大陆办事的习惯，都会又买汽车，又买装备，先花一大堆钱给个人方便……

老师却说：

“譬如我汇进去一百万，他们就算浪费了八十万，总会用二十万修铁路吧!一旦开始修铁路，就不能停止，就会修下去了……”

老师这个大胆的做法确实非比寻常。当我走笔至此的时候，谢天谢地铁路已经修好通车了。但是其中的苦太难描述，从九二年正式开工，到九七年四月全线通车，老师所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竟有一百多万字之多。这不是金钱的问题，一件事的成功，靠各方力量的配合。中国人本位主义浓厚，要把这些本位主义都捏合一起，往往是最困难的一项工程。

候承业博士是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参与金温铁路部分工作的，常常往来于美国、香港、浙江省之间。

记得老师说过，对大陆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照金温铁路修筑的艰困过程来说，恐怕还要另加第五项，那就是超人的无私奉献和无限广阔的胸怀。

这件长达十年的事，需要惊人的耐力和绝对冷静客观的头脑。两岸三地以及美国，常听到有关老师与金温铁路的闲言闲语，但老师一概置之不理。甚至老师还说，一个人要做事，背后一定会有人批评，只有忍辱，就是俗语所说做事要“忍辱负重”。一般人都能负重，但不容易忍辱，不能忍辱就会功亏一溃。

铁路修好了，老师还路于民，铁路沿线的一切利益都不染指，干净利落的写下句点。

厦门之行

福建省厦门有一个南普陀，是一座寺院。因为浙江省有个普陀山，厦门在浙江之南，故名南普陀。

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说为观音菩萨的道场，有许多传奇的事迹。

南普陀座落厦门，也是颇有名气的道场，还办有闽南佛学院。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历史因素及地利之便，与台湾民间往来密切，香火也较内地为盛。故尔内地许多出家人，多向这里流动，一时之间，这个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寺院，出家众竟达四百人之多。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郭姮妟(沙弥)和母亲李素美女士到厦门时，曾到南普陀参观，与住持妙湛老和尚见了面。

这位老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东北籍，是一个修行严谨的出家人。他对来客说，此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修建一个禅堂，其二是想举办一次“禅七”。

郭姮妟被和尚的真情所动，当时就承担了这桩事，向母亲、舅舅及老师化募，终于促成了这座禅堂的兴建。

老和尚后来数度前往香港与老师会面，相聚有缘，我也曾两次在香港遇见老和尚。

老师接着陆续有些计划，支持寺院与厦门大学合作，培植僧侣的学养，提升他们的水平，以利宏法及修持。

老师常对出家人说，现在的社会，在家修行的人很多，你们出家人会的(包括唱念敲打)，在家人都会。但是在家人会的，你们出家人不一定会。这样一比，出家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说法?如何度人呢?所以要赶快迎头赶上。老师在上海也曾支持这样一个计划，是与复旦大学合作，由王雷泉教授主持，培训各地选的僧众。

妙湛老和尚与老师很投契，老师的高堂慈母之丧，老和尚也曾派人前往主持诵经法会。

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制定了合作计划，后来又延伸到更多项的计划。厦大成立了海外中医科及针灸科，中医是学习两年，针灸是三个月。老师鼓励许多台港的青年前往受训。台湾的出家人去学习的更多，如宏忍、法光、亲证、圆观、禅定等，还有美国小姐纪雅云(P．Gia50mmasi)，另外李淑君、吴美珍(陈定国夫人)、谢锦扬、陈照凤、吴振鹏、林世光、曾湘如等都曾前去学习。其中香港的林世光，又多次再进修，后来便一直在香港开业。

曾湘如女士原为劳政武先生的《龙旗》杂志编辑，一九九三年南老师嘱劳君停办杂志，后在广东开平辟建“凤仪实验观光农场”，由曾湘如主持，老师颇为鼓励，答应担任名誉董事长。曾女士随即又前往厦大学习中医及针灸，成绩很好，九六年底又回厦大实习，辛劳引发旧疾，回台不久就去世了，实在可惜。

最有意思的是，台湾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主任朱乃欣医师，也曾前往学习。朱医师在美国密西根医学院时，与陈定国博士比邻而居，成为好友。他本来在美国医院当医师，在这一行十分杰出，常代表美国到各国参加医学会议。后来被王永庆坚邀回台，负责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有一次他与陈定国博士一同来港，老师就劝他再学一些中医的知识，可补助医疗，他果然安排时间也到厦大去上中医课了。他虚心好学，精神可佩。

朱医师更擅长散文，随手写来，温馨感人。他经常为报纸杂志写文章，有医学知识的，有抒情的，极受读者欢迎。他也曾为《人文世界》写过文章，并出版有《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等书。

话题再转回南普陀，郭姮妟所首倡建造的禅堂，盖了两三年，终于完工了，听说过程也颇曲折困难。一九九三年冬将完工时，妙老又来到了香港。

这次老和尚前来，是专程邀请老师以贵宾身份，参加这个新禅堂落成典礼。并请老师主持新禅堂第一次禅七。

妙老认为，新建禅堂当然要举办禅七，由老师主七才是最圆满的。

但老师辞谢不去，要他另请高明。妙老在来港之前，已经几次在电话中邀请老师了，因为老师不答应，他只好亲自前来，表达诚意。就这样，来来往往，很折腾了一段时间，最后抵挡不住老和尚为大众求法的愿力和诚意，老师终于答应了。

这时宏忍、法光、亲证、德修、日鸿等几位比丘尼，仍在厦大学习，她们从前都是“十方书院”的学生，现在就近都参与了准备和协调的工作。时间仍按照老师的老习惯，定在农历正月初二开始。

当我们在台湾知道的时候，已大致筹备好了，因为要去的人很多，又逢过年长假期，故尔机票难订，要等候补机位，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

“你可以先到北京，再由北京搭机去厦门。”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呢?老师说因为从香港去厦门的机位都没有了，但从北京去厦门仍有。幸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华航，所以就由他帮忙，经由香港陈勋伟先生，解决了机位，于除夕前一日先到香港。

老师则在除夕当天，由吴振鹏陪同，先到厦门去了。老师嘱咐国熙代他作主人，陪大家吃年夜饭，饭后还要遵循老传统，掷骰子玩赌钱游戏。

当晚与陈定国夫妇、劳政武一家五口、谢锦扬、欧阳哲、曾湘如还有国熙的准新娘何碧媚等一同吃年夜饭，掷骰子。押注只有一元、五元等小数目，结果我是大赢家，只可惜不在美国的赌城，否则就赢得多了。

我本来不想去厦门占位子的，因为以往老师在台湾的时候，跟着打禅七也有不少次了，我对老师说：“打死也悟不了啦，不如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但听说这次人数太多，老师的题目是“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由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界也涉入生命多边的研究。

记得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有梦境研究室，其他如进入禅定时的脑部及生命现象的变化，也都在科学界展开研究。近年来全世界更对死亡的研究不遗余力，美国有些大学还开设了死亡学研究的课程。

禅堂和妙老

到了厦门才知道规模之庞大，竟有七百人之多，临时赶来旁听的，也有不少。禅堂只能容下半数，其余的一半，只能坐在楼上讲堂，借着闭路电视，听老师说话，并观看禅堂的活动。

寺院里的出家众，只选出了部分人参加，多数的都在后勤岗位担任支援的工作，如做饭，准备茶水，清洁工作等，他们十分辛劳。如按照佛门的说法，这些服务的人，都是护法，功德无量。

参加的人，从美国、法国、香港、加拿大、台湾分道而来，但最多的仍属大陆同胞。小舜和几位温州的人士一起来到，也有从各地寺院来的老修行，及不少老居士。

最难得的是四川来的几位，其中有维摩精舍从学过袁焕仙太老师的门人们。另有秦敏初女士，她的母亲是张怀恕，一九四五年时，老师曾在五通桥张怀恕家中闭关。

另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和尚，是峨嵋山的通永法师。他是老师在峨嵋山闭关时的护关兄弟，与老师的情谊非比寻常。他们与老师分手整整半个世纪，此次再相逢，在这种场合，更别具意义。

通永老和尚极富幽默感，也可以说是禅机。有一天在晚会心得讨论时，他发言了，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老师说：

“我很想看到你抓几条鱼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才痛快。”意思是说想看到几个当下开悟的人。

老师笑了，回答他说：

“我也想啊!可是这些鱼都很滑，抓不住啊!”

这次共有三名医生参加：香港的黄昌发医师、台湾洪文亮医生，及朱乃欣医师，他们都从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解答了不少疑问，这些问题多数都与修持引起的身心变化有关。

七日之中，仍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写黑板。

厦门是个好地方，我们这些人，被安排在厦大为海外侨生住宿的公寓中，那时公寓刚落成不久。从卧室窗子往外看去，就是大海了，每晨起来看到海面上渔船点点，令人心旷神怡。

七天结束后，许多人纷纷安排回程，临行的前一天，饭后回宿舍时，在电梯中遇见小舜，他与另一个温州记者朋友过来谈天。小舜说，他曾与母亲、哥哥到过台湾，那时老师住在基隆，所以他在基隆的户政事务所还有户籍呢。说起来又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厦门七日的盛会是一九九四年的二月，后来这一年及第二年(一九九五)，妙老也到香港来过，因为南普陀不断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救孤、赈灾、义诊、发挥大乘的济世精神。

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妙老又来到香港，这次是要再度邀请老师到厦门讲演。

但是，老师没有说去或是不去，只转移了话题，劝妙老把寺务移交，一切放下。

那天大陆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正好来访，老师介绍他们相识，希望大陆政府善用宗教的力量，辅导宗教界走入社会，致力社会福利工作，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阎明复主持的民政部门，正是负责社会福利救苦扶孤等项工作的。

一周后，妙老返回厦门，再过一周，却传来他得病的消息。

十二月初妙老住进了北京医院，诊断结果证实是癌症。但妙老拒绝开刀，也拒绝化学治疗，他坚持要回到南普陀，顺应自然，迎接一切。

阎明复在十二月中旬到医院探望妙老，但妙老只写了几个字给他：

“毋忘世上苦人多。”

妙老十七日回到了南普陀他的方丈室，次日晚上，弟子打电话给南老师，请和老和尚说几句话，这是最后的话别。翌日中午，妙老右胁吉祥卧，安祥的，尊严的，平静的去了。

南老师的挽联，评价了妙老此生的行持：

处变不惊　数十载密行止观

悲愿主普陀　谁说蜀流无大德

临危不乱　三星期随时通话

坚持归丈室　果知定慧有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