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造访

一九九五年的四月，台北举办了一场讲演，邀请的讲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博士。

这位圣吉博士，著有《第五项修练》一书，被美国《商业杂志》誉为新一代最杰出的管理学大师之一。

这本书被高雄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协助译成中文，由“天下文化”出版，在台湾也造成轰动，所以才有邀其来台讲演之举。

那天我打电话给老师，说明天就来香港。老师说，彼得圣吉也是明天来看他，我这才知道圣吉博士要来拜访老师的事。

圣吉博士是由杨硕英教授陪同前来的，我刚好躬逢其盛，下午约四点钟，他们下了飞机就赶到老师这边来了，我是早一步到的。因为他们当晚九时还要搭机回美，所以在老师处只能停留四、五个小时。

他们到了以后，为了争取时间立刻进入正题，在写了《第五项修练》之后，应该如何再提升?应向哪方面努力?

老师则建议他读中国的三本书《大学》《中庸》及《管子》。前两本书不但是个人内在修养及立身处世的实典，并且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

至于《管子》，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

圣吉博士觉得人们已体认到科学发展的极限性，人们看到的世界只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但并不完全是确实存在的世界。

老师说，人类走向机械文明的趋势是不容易挽回的，这一切不是只靠宗教或现代管理就能解决。时代的根本问题，还必须靠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结合，才能打开一条出路。但这个哲学不是普通所谓的哲学，而是东方涉及生命实证的佛家及道家的学问。

老师与彼得圣吉博士对谈了将近三小时，彭嘉恒将手记交给杨教授参考，整理发表于七月十五日出刊的《远见杂志》。

两年后(一九九七)的六月中旬，圣吉博士又来到了香港。这次来访的计划，是短期学习中华文化。与他同来的一行共有五人，多是美国管理学术的工作者。另外前来参加的，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艾德，杨定一医师及夫人王瑞华，葛元宏(Griffin)医师，以及巴黎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戴思博等。

从台湾前往参加的，有杨硕英教授及夫人马黛博士、《西藏生死书》译者郑振煌教授，企业界有孙静源先生及钟正光董事长(长谷建设)，另有大陆学人七、八位参加，以及香港黄昌发医师等多人。

由于参与人士多属学术界及企业管理阶层，老师就从唯识论的五十一心所开始讲起。这是一门涉及人类意识活动状态及分类的学问，与管理学关系极为密切。

当老师分析到唯识学中“见思惑”的问题时，这些管理学者们顿觉豁然开朗。据他们告诉译者纪雅云说，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困扰正在这个方面，原来唯识学中早已讲到了。

在这次的讲述中，也说到了生死问题，儒家是“未知生，焉知死”，把不了解的问题搁在一边。

道家则不然，其对生死不但有哲学的观念，更有向死亡挑战的修仙不老的实践派。

但较有完整体系的，则属佛家的生死学说，尤以佛学最为详尽。近年密宗在世界上流行较广，西藏的生死之说也颇受世人关注，但也有问题。老师一一加以阐释，解开众人的迷思。

彼得圣吉一行的学者们说，在老师多层次涵盖颇广的讲述中，他们找到了许多契合管理学发展的重点，收获极大。在个人修养方面，圣吉博士说，他多次被老师的话所感动，只有在座位上频频施礼，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之情。

最妙的是那位美国葛医生的话。他对我说，自己一向对道家学术有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对道家的精神层面，总感觉“语焉不详”；此次听了南老师的讲解，顿觉云开雾散，这个感觉太棒了，太伟大了!

南著译介西方

包卓立在香港的这些年，除了参与金温铁路一些事务，像进行贷款安排等等之外，他花时间最多的，是从事安排老师著作的英译，由美国公司出版发行的事。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我到了香港。包卓立告诉我《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正由美国的杰西克里瑞(J．G．Cleary)译成英文，而校订的工作是由他担任的。

他这个工作很繁重，是一个沟通的工作，要帮助译者去解疑释惑，所以每逢我到香港，都看到他校订的译文。有一次，他很不解的问我，为什么我整理《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时，不把小标题放在段落中?如果那样排列，会使这本书更有次序而章节分明。

我说那是顺应自然啊!当初也想那样做，把标题排入段落中，不错，标题是我加的，但是再三看内容，无法照应分段，只得依照原先老师所讲的形式，把内容提示出来，使读者阅读方便。后来包卓立仔细再看，发现的确如此。

整理老师的讲记，确有相当的困难。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如天马行空，越说越远，绕出去半天，最后自会落归主题。在听讲的时候，因为现场气氛，还有老师的神态表情等，了解自然没有问题；但在转变成为文字时，就使人有缺乏逻辑次序的感觉。整理老师讲记的人，都曾有这种困扰，但是最后的结果，就采用了顺势的方式，顺着老师的口气与讲法，不去加以硬性的整编，以保持老师讲课的本来精神和风貌。

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桩事，与老师讲课记录有关。有一次，好像是一九九四年，有人将老师在香港讲的经文记录，交给王雷泉教授整理。我到香港时，大家就交给我，希望在“老古”出版。我虽负责“老古”编务，但是与老师有关的文字，我决不敢擅自作主，一定要先得到老师的许可。而当我问老师是否看过了王雷泉整理的记录时，老师即刻说：

“已经看过了，整理得很好，但是不要出版。”

老师这句话像是一个闷葫芦，又像是一个话头，我不由自主的参起来了，一路把话头参到了北京。

这时王雷泉正好从上海到北京去开会，他已经知道了“老古”不拟出版的事，起初还怀疑是我从中作梗。那次我住在新侨饭店，他特别来找我，问我对于他整理那篇文字的意见。

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然希望知道读者或出版者的真实反映或想法，这时我忽然对老师的话头有了破解，就很坦诚的对他说：

“你的西洋哲学背景，使得文章也讲究逻辑性。但老师讲课是即兴发挥的，常常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又凑拢来归回主题，那是毫不符合西洋逻辑的。但乱中有序，自然而流畅。这正是他讲课的风格。”

“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大事，把老师的话加以排列组合，以成为条理分明的文章。不错，你尽心尽力办到了，但已经不是南老师的东西了，变成了你王雷泉的作品了。换言之，失掉了原味。”

王雷泉大表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疑虑。辛苦了一暑假，把文章逻辑化，真是白费事啊!

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也是因为感到整理老师讲课的困难。做过这个工作的人，都有过内心的挣扎。后来虽说是顺势而为，但整理出来的文字，总觉无法表达出老师讲课时的味道，那是飘逸自在和智慧涌泻的风采。

这是信、达、雅以外的韵味，也是最不容易传达的。

言归正传，把《如何修证佛法》译为英文的这位美国人杰西克里瑞先生，先是写过一封信给包卓立，他说曾在一九八0年开始看南先生的著作，认为南先生的学述宽广博大，融通各家，既有理论，更有实证，为这个时代所罕见。他认为，这本书英译出版后，会对西方造成震撼，因为不但内容是以往西方所未见，而南先生的表达方式，也是前无古人的。

说起译者杰西克里瑞，他与汤玛士克里瑞(Thomas Cleary)是两兄弟，都毕业自哈佛大学，并立志从事东方文化译介的工作。三十年来，成就非凡，汤玛士已将三、四十种中文古籍译成英文，如《周易》、《孙子兵法》、《老子》、《孙不二女丹》、《悟真篇》，以及八十卷的《华严经》等，成效惊人，两弟兄正陆续英译老师的著述，在美国出版。

印度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九百年间，也有一对兄弟，就是世亲、无着二人。他们著有《俱舍论》等，对佛法影响至巨。有人戏称，克里瑞两弟兄，是印度的世亲、无着兄弟转世，到美国从事宏介东方文化的工作。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两兄弟之故，才会有这种比喻。

杰西克里瑞将《如何修证佛法》英译本分为上下两部，而且书名也不同，前半部名为Working Toward Enlightenment-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后半部书名为To Realize Enlightenment-Practice Of  Cultivation path，分别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在美国SamuelWeiser公司出版。

他后来又英译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Basic Buddhism：Exp-loring Buddhism and Zen)是一九九七出版。

至于汤玛士克里瑞，他翻译了南著《禅与道概论》中禅的部分，一九九五年由美国Charles E.Tuttle Co.INC出版。

《如何修证佛法》上册，一九九八年译成法文由巴黎LE Seuil公司出版，这是从英译本转译成法文的。

另有一本《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在一九九四年译成法文出版，出版公司为巴黎Guy Tredaniel  Editeur。这本书是直接由中文译成法文的。

记得一九九五年，老古公司在台北忽然接到韩国华侨辛源俸由汉城来信，希望许可他将《易经系传别讲》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我无法分辨韩文，但由这位辛先生来信看得出，他中文造诣很不错，字也写得好，就欣然同意他的请求。这本书于一年多后出版了，当时约定版税交老古公司三分之一。当他拿到版税要寄来时，正逢亚洲金融风暴，一夕之间，韩币狂跌，那个版税已变成微乎其微了。这也算是韩译本的一桩题外趣事。

后来，辛源俸又译了《易经杂说》，也在一九九八年底出版问世。

在这几年中，以前所出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也陆续由英文译本译成了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德文，而《习禅录影》也出了西班牙文版。

儿童读诵经典诗词

牟宗三先生的关门弟子王财贵博士，为了文化教育，倡导儿童读经，已经在台湾奋斗了不少年。他到处奔走讲演，推动这个计划。

这是古代传统儿童读书学习的方法，不论懂不懂，先把四书五经诗词等背会了，将来孩子长大成人，自然会懂，那时就受益无穷了。

近代的教育，经过检讨，发现传统老办法仍是好方法。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人在十三岁以前，是记忆最佳时期，也是脑力开发的重要时期。儿童学习力强，过目不忘，并且喜爱学习摹仿，如果不给他们好文好诗去读诵，他们就会背诵电视广告，以及其他无用的话语。

李素美得知王博士倡导儿童读经的事，就在一九九七年秋天，邀他到香港公开讲演介绍。海南航空公司的总裁陈峰，也是一个热心文化的企业界人士；他随即安排王财贵博士到海南岛，在他的公司讲演，以推行儿童教育。他们公司员工有千人以上。

这时我与周勋男，正要从香港到广州去，老师交代我们，从广州直飞海南岛，也参加他们的活动。

与王财贵博士一同到海口去的，还有香港佛教图书馆的何泽霖馆长，孙静源父子、首愚法师等。

我们参观了海南航空公司。这虽是一个成立不久的航空公司，但是领导人的见解与风格，以及他强势的领袖魅力，已使该公司颇有规模了。

王博士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又到了三亚，岛的南端。那里正在建造一个“南山寺”，是传统文化象征，也有旅游上的意义，首愚法师也赞助了这个计划。

老师常说，现代人不了解传统教育法多么轻松愉快，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由于古书浓缩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结晶，受到后世的人尊敬，并被称之为“经典”。

现在，东方及西方研究教育的人士，都普遍认为，幼年读诵经典，可加强脑力开发，同时也学到了道德学问。

老师接着即交代郭姮妟专责推广儿童读经教育，并将编印的新课本，除台港外，推广到大陆、美国、欧洲及南洋等华侨聚集的地方。

所编课本，除了中国的经典、诗词、文章，还另编有英文的佳文。这些英文读本，已开始在台湾先行推动试办，因为台湾许多小学都已开始教英文了。

儿童读经的事，老师极为重视，希望从儿童开始，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其实儿童读经的方法是很轻松的，只在每天下课前用十分钟。由老师带领大家诵读，孩子们同声齐唱，只要一两次就会背了。这不但不是苦事，反而是孩子们唱歌一般的快乐事。

台湾推行这个实验已有多年，逐渐扩大，也渐见成效。有一次台南区举办了儿童状元会考，参加的孩子们比赛背诵经典，连四岁的孩子都会背《老子》呢。

可是，成绩最惊人的是大陆的儿童。

一九九八年的四月，郭姮妟正式辞掉她在香港里昂银行的高薪工作，投身到这个儿童读经计划，到大陆许多地方。所以到了十月，天津就举办了一个儿童读经比赛(包括两岸及港澳)，台湾前往参加的，有十个小朋友，而成绩惊人的，是大陆的儿童。

说起大陆推行这个计划，是由希望工程的徐永光先生开始的。他到香港时，老师先向他提出这个活动，他立即去举办，受到了欢迎。后来许多学校跟进，逐渐推广，故而才有比赛时的好成绩。

台北的薇阁小学，近年也推行不遗余力。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的十个中学校长访问团来台，也曾前往参观，听了孩子们读经，大家都印象深刻。

美国侨界热心推广的，是新泽西州台塑公司的王瑞华女士。许多关心儿童潜能开发的团体，也纷纷加入推行的行列，希望人类的下一代，能够在正常的文化轨道上健康成长。

早在修筑金温铁路的时代，许老爹(鸣真)就曾对老师说过，希望快些把这条铁路完成，以便开始老师另一条文化教育的大道。

最了解老师胸怀的是许老爹，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老师在给许老爹的信中，写了一首诗：

百年世事未能平　造化无端苦弄人

抵掌细谈天下事　相知唯子许鸣真

羽毛

有一天，记得是一九九六之秋，老师提早来到会客室，进门就嘱亲证师铺设笔砚纸张，原来要写字了。

我站在一旁观看，第一幅老师写出几个大字：

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

再看下去，原来题款是写给我的，一时不禁吃了一惊。

我并未向老师求字啊!现在为什么先写一幅给我的呢?大概是因为我站在旁边，算是顺水人情吧。

老师继续写下去，写了不少幅，字也越写越好。我站在旁边不自觉的喊起来。

老师的字自成一派，但每幅都似有败笔。奇怪的是，这并无损于整体的自在逍遥的气势。就像鉴赏诗的人所说：“无好句有好篇”，每句诗虽很平凡，但整篇读下来却引人入胜，毫不平凡。

另有些诗是“有好句无好篇”，每句都是金句，但通篇读下来，却不知所云。

老师的字是“有好篇”之类的，别人想学也学不来，虽有败笔，整幅看起来风格独特，有仙风道骨之感。

写到最后一幅，也是给我的，可是能回应我说“越写越好”的那句话，这一幅败笔少，是古人的诗句。

但使我越想越纳闷的，还是那句“入世翻愁损羽毛”的话，总觉得有些玄机。

当天夜晚似乎半睡半醒，脑海中总在若隐若现的飘浮着这句话。

爱惜羽毛是做人的基本常情，正人君子都会爱惜羽毛，但在老师的口气里，爱惜羽毛似乎成了一种障碍。

在胡思乱想理不出头绪时，忽然想到不久前与老师的一段对话，那天在说到《人文世界》复刊的事(一九九六初)，我好像说了一句“不能丢人”之类的话，老师却说：“我不怕丢人”。我又说：

“老师不怕丢人，但是我怕丢人啊!”

这也是爱惜羽毛的意思，做事不能丢人现眼，不能被人笑话……

又想到有一次，说到任事不易，被人批评，老师立刻说：

“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评。因为只要做事就会遭人批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怕人骂就不能做事。”

对啊!仔细回想一下，老师是不管别人的批评或背后谩骂的，他一概置之不理。前面我也提到过，对他人的闲言闲语，他会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

第二天又见到老师时，我说：

“昨晚参了一夜的话头，今天悟到了，爱惜羽毛是我的习惯，有时为了自己的羽毛，不肯去做该做的事……”

老师没有任何答复。

前不久，张尚德从苗栗到台北老古公司来，他在苗栗办了一个“达摩书院”，有不少学生。他告诉我一件事，颇有意思。

他说，有一天他的好朋友到书院去看他，这个好朋友是大学教授，张尚德就请他到课堂讲演。在整整两小时的讲演中，这位教授只说了一件事，就是骂南怀瑾，一直骂了两小时。

我颇奇怪，就问张尚德，此人是否与南老师有过节，故而如此?

张尚德说：“毫无过节。”

“那是为了什么?”我奇怪的问。

“只能说是人性如此!”

真高明的一句评语，我心中想，张尚德凭这句话，就够资格办“达摩书院”了。

我又追问一句：

“那么你如何反应呢?他在你的课堂骂你的老师?”

他说，讲演完毕，他就对这位好友说：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学问比南老师高啊!”

就凭这句话，张尚德应该算是不简单的人物了。这种现象就是老师说的，做得不好有人骂，做得好也有人骂，反正总有人骂。

又过了不久，台北电视播映“雍正王朝”，老师在香港也看了。有一次在电话里说到雍正的政绩和行事作风，老师说：

“雍正这类的人，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别人骂不骂，他根本不管，别人是否了解他也不在乎，更不计较什么名呀利呀之类的。”

猜想这也是对爱惜羽毛的另一种注解。真要做事就不能考虑爱惜羽毛的问题，要做大事更要置羽毛于不顾。

问题是，动机必须是公而无私，那才可以置羽毛于不顾。

凌峰和贺顺顺

前两年凌峰到香港去拜访老师，因为他看了老师的《论语别裁》，而且很认真仔细的看过了。那次我不在场，听人告诉我，他滔滔不绝，还不时引述老师书中的话。真是有备而来。不像有些人听南老师有名，千方百计托人介绍来相见，等到见面的时候，还请教老师有没有著作可以给他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曾碰见过好几次这种人，当时老师笑笑，幽默的回答：“我糊里糊涂，自己也是不清楚。”

一九九八年的十月中，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李素美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约我中午去铜锣湾一家餐厅吃午餐。她告诉我还有凌峰、贺顺顺夫妇，另有包卓立等，并且饭后要与老师及大陆的来新国先生，一起讨论合作拍片的事。

餐馆相会，发现贺顺顺本人比照片更美丽有韵味。更难得的，她可不是绣花枕头，而是头脑很有些深度的人。本来她在联合报写的小文章，我就是经常的读者。

看到贺顺顺，会使人觉得上帝太不公平，她又美丽，又有头脑，又努力，又可亲，好像是完美的化身；而有些上帝所造的人，却是那么的不完美，不可爱，或者是笨。谁能说上帝是公平的呢!

很快餐厅就有人发现了凌峰，过来请他签名，因为“八千里路云和月”早是两岸三地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了。

等我们餐罢，老板也来了，向凌峰致意，并要求他能在节目中报道他们这家的厨艺。凌峰立刻就答应了。

这个餐厅的老板可是很有名气的，不久前台湾媒体报道一则消息，说李登辉总统吃“三头鲍”，听说李吃的三头鲍，就是这家老板到台湾来烹调的宴席。

所谓三头鲍，是指一斤干鲍鱼只有三个的意思，以此证明是大号极品鲍鱼。

后来媒体报道讨论得太多，大众认为李登辉太奢侈，李就说话了：

“人家请我吃饭，我就去了，我也不知道几头鲍!”

言下之意，客随主便，也不能怪他云云。

我们从餐馆到了老师办公室，大约是三点钟，老板与来新国先生已经先到了。原来是来新国想拍一部电影，是有关西藏达赖六世的一生。

达赖六世是有名的诗人，他的佛法成就很高，据说六世及以前几世的达赖，都经过确认是达赖转世；但从第七世开始，就不太确定了。

传说，因为达赖六世不想再来西藏了，所以六世以后并非真的达赖转世；虽非真达赖，想必也是有成就的活佛转世，反正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话，姑妄听之也罢。

达赖六世的诗，是很有名的，普通人听起来，感觉都是艳诗情歌；懂佛法的人读起来，感觉是借男女之情，写出佛法修证的要旨。

总之，达赖的诗很有味道，“老古”公司也曾出版过《达赖六世情歌》。

大家讨论了一阵，凌峰认为，拍电影太难，难在找不到饰演达赖六世的演员，修养不够的演员，反而会毁了达赖六世的形象。

老师认为有道理。

过了两天我到北京去了，再回香港已是十一月初。

这天下午三点，电话铃响，我顺手接了电话，对方说找欧阳哲，我告诉他，欧阳哲外出未回，对方就问我：

“请问你是那一位?”

我回答说：“我姓刘?”

“啊!刘大姐，你好，我是凌峰。”

我大吃一惊，这个凌峰好厉害，我就对他说：

“你的记性真好呀……我们才见过一次面，竟然就记住了……”

他更加机智的说：

“我印象深刻的人，一次就牢记不忘；如果印象不好的人，见多少次，也记不住。”

古人说：“天下好话佛说尽”，这个凌峰真够得上有超人的口才，灵活的头脑。当年他和张帝、张魁兄弟在电视台合作“神仙老虎狗”的节目时，大家都感觉他不简单，将来定非池中物。难怪后来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制作，确有创意，有贡献，这个人的确有天才。

那时老师正开始积极推动“儿童读经”活动，并且还制作了一个录影带。

晚饭后放录影带给凌峰看，请他提出些意见。老师对这件录影带并不满意，所以希望能由凌峰重新制作。

王教授和王先生

中国人姓王的很多，同名或者同音的更多。因为老师的口音不是标准的国音，听音也有些落差，所以常常有些妙事趣事，甚至有误解的事发生。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桩事，就是与甲骨文权威学者董作宾氏的对谈。

董氏那时仍任教台湾大学，晚年夜眠不佳。有一天，朋友陪同来访南老师，他说到睡眠不佳之苦。

南老师听了，就半开玩笑似的说：

“董先生，您老要多学学下愚啊!”

董老听了，不发一语，面色凝重，后来就起身告辞，拄着拐杖走了。

董老回去后，有人问他，南先生对你的睡眠不佳建议了什么法门?

董老不悦的说：

“岂有此理，他叫我学下女!”

台湾沿用日本习俗，称家中的女佣人为“下女”。老师的浙江国语，听进董老这位北方人的耳朵里，“下愚”就成了“下女”了。这是口音上闹的笑话。

有一次，大约是一九九四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王震义教授，正在翻译冯友兰氏的《新知言》一书。王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在美任教十载，学术研究极为深入，且颇有著作。

在他所译《新知言》第九章中，冯氏引用了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旨诀”，临济宗的“四科简”、“四宾主”等。王教授自觉译得不尽满意，那年经过台湾，就请程兆态先生介绍，向南老师请益。

程老电话得悉南老师不在台湾，故而未能会面。后来以通信方式，得到老师口述录音带，解释这个问题，时在一九九五年三月。

其实程兆态先生对禅宗的研究是颇负盛名的，他对文化的努力和奉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程氏的著作《完人的生活与风姿》一书，绝对不是口头禅，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更超出了书生之见，它对读者的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再说王震义教授，因与老师的这段因缘，他在一九九六年秋冬之际途经香港时，就特别前往与老师晤面。

这次真的见面了，而我刚好也在香港。

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后来才知道，王教授王启宗，原是旧识，曾在高中同学。

老师在饭桌上说出了一则故事，是与王教授有关的。

由于前次未能与王教授当面讨论禅宗“五位君臣”、“四科简”等问题，老师对他印象深刻。当把录音带寄去之后不久，某日，有客来访，自称是“王震义”，老师还以为他又从美国来了。

因为老师与王教授从未谋面，彼此并不认识，寒喧后，老师就问他学校情形如何等等的话。

奇怪的是，来客所答皆不相干，两人越说越不对劲，南辕北辙。

大概客人也感觉到了，就对老师说：感谢老师，幸亏看了老师的书，在患难多年的岁月，才能身心平安，度过了苦难(大意如此)。

老师听了更加不解，连忙再请教来客的大名，原来是“王正谊”先生。

把王正谊听成了王震义，闹出了一则奇妙相会的事。

听了老师说了这段趣闻，大家都笑了，所谓此“正谊”并非彼“震义”，因口音或听音的差别，发生在老师周围这类的事，还真是不少。

这位王正谊先生，是蒋母王太夫人的内侄，即蒋经国的表哥。他从前曾任政府高职，作官不易，后来受了苦难多年。那次因为老师的著述而与老师结缘，又因老师听错了名字而与老师晤面。说起来，也是有缘相会的趣事。

王震义教授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是一个诗人，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他的七节诗“第四杯”，最后一节如下：

是上天的赐福?

是人工的开物?

已让沙漠变成绿洲，

更让生命在太空登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五百年的火，更不可辜负。

我是中华流浪子，

感于古圣先贤的垂教，

和亿万位拓荒者的胼手胝足，

感谢吧，祝福吧，今宵

正是灯红酒绿。

《大学》《中庸》《佛律与国法》

老师于一九八八年移居香港后，头几年忙于金温铁路的事，又忙于其他投资的事，在香港成立了联盈公司，总经理是李素美，所以许多实际工作的执行，也就落到李素美肩上了。她经常奔波各地，十分辛劳，本来她是身体较弱的一个人，后来竟变成了一个女强人。

但老师心中所系，仍是中华民族的根，也就是文化。在我的印象中，老师有时是随缘做事，不太强求的，但是就在王震义先生走后，老师忽然谈起有关《大学》的事。

老师慨叹的说，对佛学的讲解，已经够多了，对于道家的学术也讲了不少，但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儒家四书，只出版了《论语别裁》及《孟子旁通》。而最重要的《大学》及《中庸》，还没有著述。另外道家重要著作《老子》，也只出版了上半部。所以老师说，希望快些把《大学》讲完出版，《中庸》也讲完出版，再把《老子》下半部整理好出版，然后把《孟子》全部讲完出版，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责任已了，以后就可以无所牵挂了。

听到老师如此严肃的叙述使命感，既喜且忧。喜的是老师决心要做这些事，都是大家极企盼的；忧的是，老师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各地访客如云，读者来信堆积如山，外加铁路的事，数不清的各种事，如何抽得出时间来讲呢?

说到这里就想到《老子他说》一书所引起的事。这本书出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许多读者，就急于看到下册。老古公司常常接到询问的电话，有时还有激烈热情的读者，打电话来骂，说：“你们骗人，只出上册不出下册，拖了这么多年，再不出版下册，我们就把上册退还给你们，以示抗议”云云。

老师心中最急于出版的，是讲《大学》的稿子。事实上，已讲过不少次了，每次都由不同的人记录，但整理出来又不甚理想，总感觉讲得不太满意。

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在香港讲课是小班听众，人数不多，所以讲来讲去，难以充分发挥。

老师讲课有个特点，听众越多，讲得越有精神，也越是精彩；后来我建议老师还是亲自动笔写罢。

老师真的自己动笔了。第二年(九七年)三月，当我又到香港时，老师已经写了不少，都是夜深人静时动笔写的，每夜两千字，第二天由宏忍师打字输入电脑。

老师亲手撰写的工作，一共进行了一年，除了宏忍师打字外，谢锦扬及欧阳哲，也忙着从书堆中翻找老师要的资料。这两人也因此学了不少。

到了秋天，我与周勋男从海口回到香港时，老师就把稿子交给周勋男，要他从事核校及编辑的工作。因为全文写得时间太长，可能有前后重复或疏漏之处，一切都由周勋男负责了。

周勋男带着稿子回台湾，认真工作起来，又花了半年功夫才校订完毕，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了，书名为《原本大学微言》。

在大陆同步印行简体字出版的，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说起来也是因为战略基金会同仁们的再三催请，才积极推动老师，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我写此文时，《原本大学微言》已出版了一年，而老师的另一著作《中庸》讲述，也已完成了初稿。依样画葫芦，希望年底可以问世。

在老师致力这些工作时，同时也推动了一本佛教戒律探讨的书籍的诞生。因为佛教的戒律，自从唐代道宣创立“南山律宗”后，只有北宋元照法师着力过，此后千多年来，就未有人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了。有人说，佛门对戒律，不是糊里糊涂，便是照本宣科。其实，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和生命所系，所以佛说：“毗尼长在，佛法长住”。毗尼即是戒律的梵语音译，意思是戒律存在，佛法自然存在；所以佛灭时告诫弟子，今后必须“以戒为师”。

但戒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人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除了一些基本戒条，许多规定可能因时代而变更，因方便而修正，同时也要与国家的法律相呼应。

在这方面天主教主就比较合理。例如以往的修女穿戴十分严密，二十多年前，罗马教廷就研究修改，修女可以穿普通人的服装，简单庄重，不要花俏即可。反观佛门的服装，历千年而不变，就是因为没有人研究戒律，故尔不能使有关规定符合时代所需之故。

二十多年前，南老师在《民族晚报》上看到一个连载的专栏，名为“古今法律谈”，认为它把古今中外的法律融为一体的写法很好。不久专栏的作者来见南老师，他原是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硕士班的劳政武，是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自此劳先生便常到南老师处请教。老师希望他用现代法学及西洋伦理学的眼光，去研究佛律。但劳政武多年来一直困在政治的是是非非中，又办了一个政论刊物，十多年来脱身不得。

一九九三年，他听从南老师的话，回台北迅速把刊物停掉了，到香港去长住，一边在广东开平故乡办一个“凤仪实验观光农场”，一边在南老师任过院长的“能仁书院”念博士班，目的就是要专心研究佛门戒律。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五年，终于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戒律学原理》。老师对他的认真努力十分感动，因为这个时代，人人追求近利，谁肯下功夫在这种学术上呢?但是这种研讨，对佛教的关系实在太大，也实在太重要了。

这本书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不只是就戒律而言戒律，而是把佛教大小乘戒律作一全面的研讨，形成了中国“佛教法理学”(Buddhist

Jurisprudence  China)，而且与历代中国朝廷的法规关系作了融通性的比较。这本书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由台北“老古”公司出版，书名则稍作变动为《佛律与国法——戒律学原理》。

劳先生对戒律的研究并未停止，以后还要继续作更深入及细节的研讨。他打算仿效《罗马法大全》(Corpus Iursi  CiviliS)，研究出一套《中国佛教戒律学大全》来。南老师很高兴，并希望更多佛教界的人士，参与研究。因此，老师特别为《戒律学原理》写了一篇序文(摭言)，也表达了老师的佛教戒律思想。

可叹之人

自从一九九0年起，老师的著术在大陆陆续出版已有二十多种，反应热烈的也有，善意批评的也有，吹毛求疵的也有。但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佛学书籍引发的反应。

忽然大量涌进来给老师的信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要拜师求道，希望快点大彻大悟的人所为。这可能反映了两个社会现象：

其一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忽然看到此类的书籍，倍感新奇，造成了一种文化冲击。

文化冲击是美国人喜欢说的。一些留学台湾的美国青年，一两年后回到美国，就感觉社会有了变迁，对自己是一个文化冲击，可见世界上的事变化得太快。

所以台湾的书籍，对大陆读者造成了某种冲击，也是很自然的。而大陆的文学作品引进台湾时，同样也有此现象。

其二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盼望自己成佛可以为所欲为，基本上，这是属于不健康的想法。也有些人是诚心学佛，但是求好之心太切，想拜个老师，立刻点石成金才好。

总之，五花八门，各种想法都有。所以老师感叹不已，有一天竟然说：

“真不该讲那么多佛法，反而使许多人沉迷，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

老师希望人人先重视儒家的道理，不但能知道，也能做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既不损人利己，也不假公济私，社会上多了公而无私的人，社会自然安定祥和。

无奈，许多热爱学佛学道的人们，却往往假公济私而不自知。

有一次，一个青年从大陆打电话到老古公司，一定要拜南先生为师。我再三解释，南先生并不收什么徒弟，南先生要讲的，在书中都有了。

这个青年仍不甘心，纠缠不休。不得已，我就问他用的是什么电话?他说是单位的电话。我立刻坦白的对他说：

“打长途电话是很贵的，你私人的事，要单位替你付电话费，似乎不大合理吧!这是学佛的第一条戒，戒贪。”

后来对许多公家电话打过来的人们，我都是这样不客气的提醒他们。可见人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修德的基本。刘备有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就是针对这些微末细节的小恶而提醒众人的。

吃的趣事

从前老师在台湾的时候，我只是偶而在老师处与大家一同吃饭。那时是江嫂做菜，做什么吃什么。只是老师睡得晚，到了十点多，下了课，多半要吃一些点心。

老师爱吃附近永康街的上海“蟹壳黄”。后来老师由美国到了香港，许多从台湾去看老师的人，都带了蟹壳黄去。有一次蟹壳黄太多了，一时没有吃完，竟然长了霉点，从此再也没有人带了。

老师到了香港以后，我来往比较频繁，与老师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为了避免耗时的应酬，老师原则是不接受邀请出外用餐的。来访的宾客们，多是约在老师这里晚餐晤谈，所以餐桌上常遇见各路来客。他们之中有大学校长、党政要员、企业界大亨、专家教授、青年学子、出家人等等，籍贯更是台、港、大陆，海内海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士。

所以准备晚餐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有极大的弹性，因为原以为只有一桌人吃饭，临时又来了很多人，突然要准备两桌，甚至更多。

会应付这个局面的，有阿如(余正如)及欧阳哲，他们都是高手。

但是阿如学了针灸，要到处去义诊，时常不在香港；欧阳哲也忙着办公室的外勤工作。现在虽有固定的厨娘，但一周规定休息两天，这两天就要人客串大师傅了。

广东厨娘的烹任不去多谈，好多次我遇上做菜的人，是阿如及欧阳。

老师吃饭很随缘，给备餐的人绝对自由。

饭好了，老师坐下来，看一看菜肴，过了一会就说：

“有没有豆腐乳啊?”

老师要豆腐乳配稀饭了，好像满桌的菜不合口味。

其实，老师并不是挑三捡四，因为全部假牙之故，有些食物不容易嚼，有时是肠胃不空，不适合吃，所以就改为豆腐乳配稀饭了。

老师对饭食注重调节，他习惯吃花生米，且是自家厨房用盐炒的，保持花生的自然原味。一般来说，老师饭食少，适可而止。

行廉姐曾告诉我，当老师从前每周六在杨委员家给众人讲经，晚餐是杨府上准备的精美上席，行廉姐也是听讲中的一个。她说，那么好的一桌菜，老师只浅尝即止。面对美食当前而能如此，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知“止”很难。

有一次在香港与老师一同用晚餐，在座的有马有慧、彭嘉恒夫妇，赵海英博士，还有朱守正先生，他是饭后前来的。

说到朱先生，他是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也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他在经历时代苦难时，除了磨练，还读过不少古书，更学了不少杂学。他的文章好，还曾长期为报刊撰文。

他相人的才能(麻衣相法)更是一流，每当他来，大家就热闹起来了。三年多前，当《人文世界》要复刊时，我即向他邀稿，但他说封笔已久，只送了我一本江味浓的《金刚经讲义》，就算交差了。

回头再说那天晚饭刚过，老师突然问我：

“你会不会做熏鱼呵?”

“会呀!当然会呀!”我立刻回答，接着又加了一句：“我明天就做熏鱼给大家吃。”

大话说出去了，心中却毫无把握，因为已经多年不做这些东西了。

当晚赶快打电话到台北朋友处问个清楚，第二天我动口，欧阳动手，总算做出来一盘马马虎虎的熏鱼。

老师赞美了一番，但我怀疑那只是鼓励之辞而已。

又有一次，是阿如做菜，我建议她做一个糖醋鱼，她说：“老师不吃糖醋味的菜。”我说：“老师不吃，我们大家可以吃呀，一桌总有十多个人嘛。”

糖醋鱼端上桌，老师也吃了不少，可见老师吃东西是没有禁忌的。

最令人发噱的一件事，发生在两位北京客人到香港的时候，这两位是曹越先生及华声报的资深记者王学信。那次我并不在香港，后来我到了北京，听到王先生说起在香港那几天的种种。

他说着说着，忽然话锋一转，说起在老师那里吃饭的情形，他说：

“老师那里的菜，一切材料都很高贵，鲍鱼啦，龙虾啦!鸡鸭更不用提了，只不过，吃起来总不大对劲……”

他接着又说：

“我看老师只吃豆腐乳配稀饭，所以临走的前一天，我就亲自动手，给老师做一顿好吃的。”

我颇为吃惊，心想你这个客人，难道还能做一桌精致的盛宴不成吗?不免好奇的问他：

“你做什么好吃的给老师呢?”

“包饺子呀!”他理所当然的回答：“那是个星期天，我和李淑君、赵海英几个人一齐动手。”

我听到他的回答，差一点笑倒。但我略想了一下，他的话太有理了，有时吃一桌酒菜，还不如一顿饺子可口呢!据他和承德来的王玉祥说，饺子源自北宋首都汴梁(开封)，是为除夕夜平安度岁，合家团聚，于交子时的时候守夜，所做的食物，故称为“交子”。后来“交”字加了“食”字边，就成了“饺子”。

我就是开封人，对饺子情有独钟。饺子的学问可大啦，绝非南方人或者泛泛之辈可以了解的。那天的饺子，老师吃得很香，后来还常常提起。

王学信的话，使我回忆起寿公的一件事。

刘安祺将军(寿公)，字寿如，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从北伐开始军旅生涯，立下很多功勋，长到终身四星上将的高阶。他作风仁厚，在老师的特别班里，是很认真的一员，又是老师教太极拳时的学员。

后来老师赴美了，他下午依旧前来(“十方”十二楼)与我们一同打太极拳。当时基本人员有王启宗、闫修篆、王凤峤、蔡微和我。前三人都曾服务军旅，与寿公有渊源，所以，除了打拳还可以聊聊。

尤以王凤峤老师，是书法名家，与寿公同乡，都是山东人，他在“十方”教书法，也为“老古”的书籍封面题字，寿公也常请他代笔。

由于我常来香港，寿公与老师偶有相互问候的书信，我也就顺便充当信使。

有一天，打完了拳，正要离去，“十方”已摆出了晚餐，一个比丘尼客气的邀我们一同用餐。寿公说：“你们今天吃什么啊!”

“只有一锅素面!”比丘尼回应着。岂知寿公却说：

“好，我就吃一碗吧!”

这句话使我颇为意外，他是四星上将，出入有参谋司机随侍，虽说他不摆架子，但是临时动议就吃人家一碗面，似乎有点那个。

我们在一旁等着，他吃完了面，擦擦嘴，站起来对我们笑笑说：

“今天有人请我吃饭，是五万元的排翅席，菜太好了，我的胃消受不了，所以先吃一碗面，在胃里打个底。”

原来如此。标准的北方乡土习性，饺子和面条，有时真会胜过一桌酒菜呢!

由王学信给老师包饺子的事，使我想到寿公的面。人类各地区各人种习性的确不同，难怪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也是针对不同习性的人的方便教化。

我回到香港后，就建议欧阳，以后来客如是上海、浙江来的，就多准备鲜；如果是北方来的，就请他们吃饺子炸酱面；如果是四川来的，千万少些海味，多些辣椒；如果台湾来的，当然是台菜，“甜不辣”、“三杯鸡”之类的。

欧阳哲是福建人，他做菜喜欢把小鱼干炒入青菜。沿海的人所说的“鲜”，北方人、四川人、及内陆的人，都认为是“腥”，多奇怪呀!

外丹

说到吃，除了吃饭之外，还有吃药，也算老师这里的大事。

老师少年读古书的时代，也涉猎过中医，背过《本草纲目》，通晓《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及《温病条办》等，老师也背过《汤头歌诀》，会开处方。

《黄帝内经》中有句话，“上医治未病”，这句话据说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没有病象时就要医治，意思是病已在身体中潜伏了。

另一种说法是，五脏六腑分属金木水火土，如果病在肾(属水)，可能要从肺(属金)或肝(属木)治起，因为金生水，水生木的原故，肺和肝虽未病，但它影响了肾水。这种治法叫做“治未病”，意思是兼顾各个部位的相克相生，标本兼治。

吃药治病是道家的学术，道家的修炼讲究“内丹”与“外丹”。

自身体内所炼成“精气神”之类，称为“内丹”，服用药物就是“外丹”。

举凡治病的药，养生的药，连维他命丸也算，统统应称为“外丹”。

严格说来，连吃饭都应该算是“外丹”，因为不吃饭就会死，人饿了就是“饿病”，吃了饭就把饿病治好了，所以也叫“疗饥”。

道家炼到“辟谷”，可以不吃饭了，才算没有饿病，才可以不服用“饭”这味药。

前面谈到的广钦老和尚，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所以他已没有饥饿这个病了，只是每天还要吃些水果。

老师不论住在何处，总有满柜子的药跟着他。那些药并不是只为自己吃的，而是为了方便他人。

大约是学过中医的原故，老师擅长观察人的健康状况，常常一眼望去就道出你的病。因此也就常常包了药给人服用，使小病及早治好，不致成为大病。

为方便计，老师多用台湾的科学中药粉，每次谢锦扬到香港去，都带了许多。

有一次，一个学者老远从北京到香港来，他有计划提出，请教老师的意见。老师没说什么，只对他说：“你的身体有问题，要小心调治。”

记得厦门南普陀的妙老，最后一次到香港来，对老师说到自己的计划，并邀老师再去厦门讲演。

但老师劝他，快点交棒吧，自己年纪大了，专心修行才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妙老就过世了。可能老师那时已看到妙老的病不轻了。

有人开玩笑对老师说：“老师真有些像扁鹊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如果叫谁吃药，还真没有人敢说不吃。大家心中在想，可以吃药总算不是太糟的病，如果听见老师说：“快点放下，专心修行吧!”那还真使人有些毛骨耸然呢。

好在，老师也说过：修行可以转变命运。记得蒋经国先生经由老师指点修养之道，本来说可延寿两年，结果多活了四年。

社会责任

有人说，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负有社会责任；这是说，每人除了个人的、家庭的责任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与社会上大众和生活环境，都有关联，称为社会责任。

举例说吧：乱丢垃圾，车子乱放黑烟，以及浪费资源，如水、电、纸张等等小事，都影响了社会上的他人。

爱惜资源的人，常会被人误会为小器，以为是为了省钱之故。殊不知，断电缺水，大气臭氧层破洞扩大等等，受罪的是大家。

从前读到《永嘉禅宗集》中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愿生生世生不生在边区。当时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请教过老师。

老师说：“边区生活困难，文化落后，连求生都难，受教育更难，更听不到佛法。所以佛门从前规定，一百里以内有人讲经说法，都要去听，不去听就算是犯戒。”

现在看看非洲落后地区的苦难人民，过着半人半动物似的生活，如果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我们，不知珍惜资源，将来的果报是很可怕的。

所以地球需要大家爱护，社会国家也要大家爱护，这就是社会责任。

但是许多人不了解社会责任，故尔不加重视，所以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使大家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也成了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

今年二月，刚过了农历新年，统一公司的林苍生总经理，从台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约定二月二十三日到老古公司来，一同研究把老师的《原本大学微言》制作成录音带的事。

林苍生先生认识老师也有二十多年了，对老师的文化教育推展工作，一直非常支持。还记得好几年前，他说要买一批老师的著述，带到大陆去送人，因为他要去天津参加一个民办性食用油会议。

我告诉他，复旦大学已出版了不少简体字的老师著作，不必由台湾带了。我又立刻传真给上海的王伟国，请他代为准备一批书籍，待林先生到上海时交给他。我还告诉王伟国说：“如果林先生付给你书款，你就收下，如果不付给你，你也不要向他要。”

林先生当然付了款。他除了支持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外，本身也是极重修养的人，因为他们行事笃实，作风诚恳，也就成为统一公司在社会上的部分形象了。台湾的企业界，领导人的风格和品德，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公司的信心，因为制度固然重要，制订制度及施行的，到底仍是人。

再说《原本大学微言》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了回响，那是美国的王震义教授，他来信说：“南老师之《大学》，又是一部奇书，为了解释一部书，却说出了一部中国文化史，而又是学院派的学者们无法说出者。”

有这样看法的，接着就是林苍生先生和陈定国博士。他俩见面时就讨论了如何推广这部书，使它成为方便读、又方便听的形式。因为许多人没有时间“看”书，却有时间坐在车子里“听”书，如能制成录音带或CD，就方便了。

二月二十三日，林苍生先生一行三人，准时来到老古，我事先也约好了周勋男及吴琼恩教授。那天李素美刚好来台湾，外加郭沙弥及詹曜嘉，大家就一面喝咖啡，一面热烈的发言讨论。

吴琼恩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兼主任，他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深感行政管理这门学问，除了西方的学术外，一定要兼融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因为中国儒家、法家、道家和佛家，都包涵有管理哲学。吴氏著作很多，而《行政学》(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一书，被认为是研究深入，见解超越的管理学著作。

吴教授常在讲演时，建议学子先读《论语别裁》，才易进入中西管理学术的领域。学生中也有人反问吴氏：“论语与管理何干?”但读后始信服吴教授的话。

闫修篆先生幼读古籍甚多。他常说，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社会就多一分光明，南老师的著述启发人的智慧和光明面，所以老古的回头书，多数被他买去送了人。他说这是尽一份社会责任。

说到闫修篆先生，他那时担负“老古”公司的管理责任已有八年之久了，等待老师安排接手人。一九九七年七月，周勋男从正中书局提早退休，意在学术及著作方面多些时间。

经过我再三游说，他终于接下了“老古”的工作，十二月开始上班了。这时《原本大学微言》正在紧锣密鼓的出版阶段，到了五月，这本书印好了，再到九月，他却请辞“老古”的负责工作，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实际上，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管理工作，事倍而功半，希望回到学术的领域中。

怎么办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千方百计请到了郭姮妟小姐，她在美国的大学主修商业，硕士研究是教育，能文能武。年轻的郭姮妟带给“老古”革新和朝气，“老古”有了新的门市，装了网路，办公室也焕然一新。进了门市部，空中还飘送着柔美的音乐呢!

老师永远不肯以商业方式推广自己的书，他常说：

“不要去求人家买书，要买书就到‘老古’来买好了。”

其实，过去的许多年也就是这样经营的，既无广告，也没有业务推广工作，只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办法。

老师连金鼎奖都不要，还在乎推销吗?可能老师早已知道，社会上终究是有“所见略同”的人，所以口耳相传就可以了，反正书出版了，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

“老古”公司在这种不经营的经营原则下，却屹立不摇，在台湾生存了二十多年，所依凭的，是货真价实的文化精神，以及口耳相传的社会支持。

许多人说，“老古”的存在是个异数。

但是老师的说法是：动机纯正，果报必是正面的，这是宇宙间千古不移的因果律。

接棒之谜

有一天听到人说，南老师的接棒人又出现了一个，在台北附近某处说法。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

一个人出了名，自然而然的有许多自称是接棒人的人出现，所以常常有人向老师恭喜：

“老师，你又有一个接棒人了。”

老师离开台湾十四年了，许多自称为接棒的人，渐渐浮现，到处都有。不仅是台湾有，大陆也有。

有一次，大陆有人打电话给老师，说你的王姓接班人到北京大学举办禅七活动，请老师确认一下。

老师立刻写了一封信，立字为凭，全文如下：

敬启者：

近来传闻，有人在北京以及大陆各地，自称是我门生弟子，宣扬禅宗，传授禅学，而且还背上我本人照片，自称是代师传道，显系从事学术诈骗及毁谤名誉行为。

本人一生，除在各大学学府正式授课以外，从来不以师道自居，私自收授门徒，传授禅学及道法，如有此举，等于以此招摇捏怪，蒙骗世俗，诬蔑先圣先贤正法眼藏。如有少数不良分子，以耳食唾余，旁听戏论，借此而谋衣食生活，诚为可耻可鄙。

自古以来正统禅宗之徒，皆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指归，从来皆超然物外，逃名逐世犹恐不及，何至自我宣传而欺世盗名为事。

    特此驰函先行声明。

    敬请

    鉴察

    南怀瑾启

    一九九四、十一、二

从前有一个梅子和尚(大梅山法常禅师)，只为师父马祖道一一句话而悟入，就自己去修行了。后来他师父不放心，派人去测验他，对他说：从前师父说“即心是佛”，现在说法不同，而是“非心非佛”。

梅子和尚听了，就说：这个老头子一天到晚惑乱人，我不管他怎么说，我只认定了“即心是佛”。

师父听到了梅子的反应，很高兴的说，“梅子熟了”，表示他行了。

至于说是不是接班人，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梅子和尚自己肯定自己，师父也肯定了他，能自信自肯才是重点，不干接班的事。

当然，如果心中犹疑，不能自肯，不免要把老师这个招牌顶在头上，或把照片背在背上，以昭告世人：请相信我!我是有来头的，间或涉及名利，则另当别论。

当六祖慧能受到五祖的传法及肯定，正式成为接班人，他连夜跑掉，那里敢说自己是接班人呢。所以许多明眼人说，老师真正的接班人，一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古代有一个禅师，门下许多学生，大家相互猜忌，到底谁是接班人。有一天，禅师说：“我的接班人出生了。”

又过了几年，这位禅师说：“我的接班人正在放牛。”

终于有一天，他说：“打开山门，我的接班人来了。”

出门打开，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年轻和尚，他是来挂褡的。

后来，这个挂褡的和尚，真的成为接班人了。

老师的接班人，也许正在放羊，也许正在上学，总之，他早晚会出现的。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揣测罢了，谁知道呢!

但老师的看法又如何呢?多年来，他虽然带领大家“打禅七”，并且印行了这方面的书，但他认为，那只是教大家初步的静坐和禅定而已，实际上并未讲述或传授过真正的禅宗。

老师还曾说过：“如果我讲禅宗，门前草深三尺。”

老师认为，真讲禅宗的话，没有人来听，所以门前的草会长三尺高，就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

现在及以往，老师门前总是车水马龙，证明他没有讲禅宗。

老师认为，如果学了禅定的同学们，得少为足，浅尝辄止，但却自以为是，自称悟道，又妄为人师，变成狂禅，这是老师所担心的，也是极痛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