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二阶段，我算它为中期，大概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南老师的事功最辉煌最鼎盛的阶段，所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

这个阶段，台湾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恩想上采取禁锢主义，但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口号来维系人心，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天天喊，年年喊，喊得老兵们胡子长了，头发白了，也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影子。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从稳定开始走上繁荣，人民生活开始富裕，但因为没有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来支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在这佯一个大环境中，南老师的一整套理论，或者说他的全部学问，才有了需要，有了市场，他的弘法传道、济滋救人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这十几年里，南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较顺心。

一九六三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老师担任教授，这是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师接到聘书后，非常感慨，他写了一首诗：

 门外忽传走转车．

 聘书递送却愁余。

 自从长揖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南老师给学生讲哲学讲禅宗。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南老师没有到公立大学上课，原因是南老师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南老师一辈于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台湾当时还是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老办法，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学问多大，你是自学成才．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也不会任命你当教授。后来，南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教育部想给南老师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长”几次派人登门，请南老师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就可以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南老师就是不签名盖章．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部长和你、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这就是南老师！别人拉关系走门路都求之不得的东西，白送给南老师他都不要．南老师不希罕这种任命的教授，就是不去公立大学教书。

当时．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称呼，这自然是贬义的，是讽刺那些教“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的教授，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学生当然不爱听。但南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听．原因是你老师教得不好。他甚至自愿去代课．讲四书五经，结果，大受学生的欢迎。

南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略有家乡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个别字外，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他讲课非常生动，所谓厚积薄发，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开头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记录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讲《大学》，第二次讲《禅宗与生命科学》，第三次讲《庄子》．每次上课大约一个半小时。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有时侯．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事先叫秘书把有关的章节复印出来，听课的学生人手一册，南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像《大学》，《庄子》这些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确实感到很深奥，很难懂。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把我们的老古董翻了个遍，或注释．或今译，甚至一部古书有好几种今译本、这种古书的今译本，翻译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样，早有出版方面的权威人士提出过质疑。南老师对古书今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书都是青少年时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师教他们的时候．只带领他们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方”就是拿来打学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种震慑作用。可怜古代的学子，从五六岁开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胁下．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如果有哪句话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去问问老师，老师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

达种教育方法早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学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胁，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古书了、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南老师的回答是“不！”因为他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吃过多少板子，但老师教他的，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当年没有搞懂书中的意思，等他长大了。经过人生的磨练，书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当年背的书使他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南老师经常对他的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有道理吗？当然有。但用南老师当年所受的那种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师有个学生想出钱在国内办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要学生从小背古书，这事恐怕办不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

南老师自己能背书．但并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要“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注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的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南老师讲课。先是逐句逐段解释原书。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语释．争论不休，南老师也会点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师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这样解释是对的，讲话从来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夭我发现自已错了，再改过来。”

解释完一段原文以后，南老师就进行发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随手拿采说明书中讲到的道理，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有时候，还拿在座学生的事情来当例子，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诗词歌赋更为南老师的课增加了色彩、每节课．他总会引用好多诗词。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或者说他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近年来给他写黑板的学生是李素美和李淑君小姐．她们两位都是大学毕业，而且追随南老师十几年二十几年，对南老师讲话的口音和讲课的内容都很熟悉，所以南老师一提到哪首诗，她们马上能在黑板上写出来偶尔想不起来或写错了，那就要挨骂了：“都听了一百遍了，还不会写！”一般人肯定受不了这样的骂，但这两位学生只是笑笑。打是亲，骂是爱，南老师的学生都知道，南老师不随便骂人，他只骂他最亲近的学生。

南老师讲课，那么嘻笑怒骂，海阔天空，他会不会毫无条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讲课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找好资料，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他搬了好几次家，现在的住处是临时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书没有带在身边。有时侯，手头没有他所得的资料，他就叫人到书店去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查到了马上传真发过来。这样的条件，内地恐伯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办得到。

我为南老师的讲课作记录整理的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他上完课以后，第二天，我根据录音整理。他讲一个多小时的课，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一节课整理出来有五六千字，最多的一次．我记得有一万字。我把整理好的材料拿给南老师，他翻了翻，说我整理得好。我说，老师，这里面没有我的一个字，甚至连顺序都是照老师讲的那样，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些重复的话去掉、他这三次讲课，我记录整理出来．有三十多万字，只要再花点时间加以润饰，就可以出书．但南老师不急着出版．他把我整理的书稿通读了一遍后，表示不满意，说不能出书、他不是对我的记录整理不满意，而是对他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他要重新讲，从头再来。我开头不太理解，你辛辛苦苦讲了．我认认真真记了，你一个不满意，大家都白辛苦一场．后采我了解到，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南老师己经出版的书，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自己不满意，都不会匆忙出版；在他讲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如果碰到他情绪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讲课的质量就要打折扣，难怪他有时会对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

南老师的三十多部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自己再反复修改．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出记录整理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南老师最满意的，也可以说公认整理得最好的，是《论语别裁》。这本倾注了南老师和他好几位学生的心血，南老师在前言里特别提到了蔡策先生．说他“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详细补充了资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蔡先生比南老师还稍年长一点，当时还在《中央日报》担任秘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帮助南老师完成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巨著，确实功德无量。后来，蔡先生还想帮助南老师完成其他著作，南老师看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很好，就没有忍心让他做。遗槽的是，蔡先生已经作古了，现在，再要找到蔡先生这样的人是很难的了。所以，南老师那里有一大堆讲课的录音带，整理的进度很慢。南老师周围的学生很着急，他自己也经常为此而苦恼。找过不少人。有台湾来的，有大陆去的；还有人自告奋勇，以为这还不容易．不就是记录整理吗？拿了南老师的几盘录音带．吭哧吭哧。整理出来，拿给南老师，南老师翻了一下．就扔在一边了。

上面讲了一大堆话．都是关于南老师上课的情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可以想象，南老师当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湾大学里受欢迎的情景。书教得好．学生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径而走，南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南老师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大学里教书，传道授业，桃李满园，社会上也有人请他去讲课。但南老师并不满足这个现状，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巨大的范围里，弘扬传统文化。把他自己脑子里的好东西装到更多的人的脑子里去。大学校园这个天地太小了，他要走向社会，走向更高的层次。他在《禅话》这本书中提到禅宗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作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至，‘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与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力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南老师当然要弘法利生，当然也要影响朝野．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一辈子的理想。但他没有依赖权势与财力，他要自己干。

一九六三年，当时台湾的某委员会给南老师送来一个聘书，请南老师担任委员，南老师坚辞不受，他写了一首诗：

 一纸飞传作委员，

 却惭无力负仔肩．

 人间到处宜为客，

 免着头衔较自然。

各种各样的职位、头衔是很有诱惑力的，多少人为此孜孜以求，有人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令人眼花潦乱、而南老师又是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什么头衔都不要．“免着头衔较自然”。他这个作法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内地好多单位要送给他这样那样的头衔，他也一概不要。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左右，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南老师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其中有一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亲自聆听，有所感悟，回台北后即命令成立“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并请南老师主持实际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在当时当地，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得的殊荣。但是，面对“当朝天子”送上门来的这份厚礼．南老师并没有为之动容，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一方面，那样做不符合他一辈子做人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他对蒋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后来同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我想他这样做是不奇怪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一贯的脾气而且他的这个脾气一辈子也没有改，他要自己干，他真的自己干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盖了一个徐福庙，邀请台湾派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参加落成典礼．徐福的传说，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说的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仙山求药，中途遇台凤．漂流到日本岛，没有采到药，却在日本定居下来了，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就是现在的日本人、日本人过去对徐福的故事是讳莫如深的，而现在居然为徐福盖庙，恭敬祭祀，并请台湾派人参加庆典，显然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台湾派了一个规格不低的代表团，团长由何应钦担任，南老师则学者的身份被选中参加代表团，这是南老师生平第一次到外国访问。在日本短短的一星期里，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外，还同日本学术界进行文化交流，南老师应邀作了《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的报告。

访日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所见所闻，感慨颇多，在回程的飞机上，南老师写了一首诗：

 空到东瀛走一回，

 平添感慨有沉哀。

 低徊富士山头白，

 我又乘风归去来。

南老师这里说‘平添感慨有沉哀”，他究竟感慨什么呢？对日本侵略历史，南老师有亲身难忘的体验，对日本本来就没有好感;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南老师认为“值得钦佩和欣赏’、但南老师相快就感触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他给日本朋友指出：“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恩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欺凌弱小。”他在看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在文化思相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件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东道主对南老师的意见，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希望南老师开诚布公有所指教，请南老师把他的讲演内容形成文字，这就有后来的《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中央日报》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一些外籍学者专家和南老师弟子门生的筹划下，“东西精华协会”在美国加州成立。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创立了“东西精华协会”总部，南老师自任会长。

 辛苦艰难独自撑．

 同侪寥落少辰里．

 松筠不厌风霜苦，

 雨露终教草木青。

 熟读经书徒议论，

 实行道义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

 欲起天心唤梦醒。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南老师搞这个协会的目的，是“ 欲起天心唤梦醒”，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协会不是一个保守的、排外的组织，对外来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不是一味的排斥、南老师为协会订下了三大目标；一、唤醒近世东方各国，使他们恢复自信，不再舍弃固有文化的宝藏．而一味盲目地全盆西化、二，重新振兴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神．以纠正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差；三、沟通东西文化，以谋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后来，他在向内地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说：“处此交通讯息极发达的时代，全人类来往密切;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固属立国之根本，但若不能与世界各国之文化精华结合，则极易重蹈清末‘国故派’之覆辙．欲跻中华民族干真正强盛之域．无异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