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此文讲的是北京冯哲先生的经历，内容讲到了他从前为应该教育而出版教辅类图书，还以为自己了不起．结果被南怀瑾老师痛骂了．之后，他将几卡车的图书都当废纸卖了，甚至连几百万书款也不要了，从此开始做推广经典读诵的工作．此文对大家来说有很好的启发反省作用．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学生，为应试教育阅读教辅图书浪费了太多的青春时间．究竟值不值得，很值得我们深思，从我个人读书的经历来说，从前花大量时间学的很多很多所谓的知识，现在几乎都忘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初为了考试，累死累活的学那些东西有什么用．真正应该值得我们学的圣贤留下的学问，可是我们从学校里几乎没学到什么．
百合素食坊香草园店，是北京东直门内的一家素食餐厅，每逢周、六日，食坊里的四书班、蒙学班和少年莎士比亚班便迎来众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琅琅诵读声，在现代化大都市里一片车水马龙的喧闹之中，很有些荡涤心灵的味道。
百合素食坊是冯哲创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和北京四海经典文化传播中心的联动机构。前者以推广海内外儿童诵读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为己任，旨在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后者主旨为推广海内外成人诵读古今中外文化经典，帮助成人终生学习、全面发展。从十几年前冯哲开始推广读经活动到现在，参与过读经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千万人次，遍布中国的几十个城市。
36岁的冯哲，曾经是位成功的出版商，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社交能力。同时他心中又充满着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中华文化的热爱。他用一种近乎狂热的态度推动着读经活动这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业。至今，他的公司赢利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清苦，但他的梦想却很大。“我要挖掘中华文化，要培养中国的大才。” 冯哲提倡的是一种充满古风的怡然的生活态度，而又与现代找到融合的节拍。他努力把现代化融入到中国的历史之中。在他的心目中，有一片美丽的“桃花源”，十多年来，他一直奔向那里。
1994年，我涉足出版行业。开始我做的是一些学术性书籍的出版。那时候很挣钱，连康德文集我都发行了3万册。后来我们又推出了黑格尔等西方圣哲系列，都很赚钱。之后我们又做过IT、数字化方面的图书，都是好选题，有很高的发行量。我们当时一本书发行几万本，快的时候一天卖一两万本都很正常。在戴安娜王妃去世时，我们通过互联网6天就编制出了一本纪念性的书籍，15天内卖出了20万册，被业内称为闪电速度。我们是最早利用互联网的出版商之一。后来我连成龙、周润发、麦当娜的传记都写，朋友叫我超级枪手。我当时在我们的圈子很年轻，做了一些小有名气的出版物，出版图书从没有失过手，哪怕是学术书也必定畅销，而且也积累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人际关系，看起来非常一帆风顺，也很有前景。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很开心，觉得自我的方向都没有找到。 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句话叫“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一个人的智力、才情、聪明智慧用在不同的领域，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觉得自己聪明，现在看来是自作聪明，看似一天到晚精神百倍，其实是精神抖擞地走向失败了，都是为了所谓的名利的东西。
1998年，我遇到武汉大学数学系的余一彦副教授，长相像大学生的她谈起儿童诵读经典诗文的重要意义，我听了颇有感触。1999年，我到香港去寻找出版机会，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自己前几年做的事情，我当时还不自知，对南先生开始吹嘘出版即教育，出版即文化，以为自己搞出版是开启民智，传播文化。南先生听了大笑，痛骂了我，说我是以盲导盲，尤其是大量编辑出版教辅类图书，无疑更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南先生说我这叫文化投机，是一种投机心态。这是个当头棒喝。我觉得，年轻人得做对国家、民族、对大众有益的事情。
后来，我又读到了1995年全国政协的016号提案，在这份题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中，9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赵朴初、谢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叶至善、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以焦虑和急迫的心情，提出了中华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 “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老人们认为： “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文化罪人。”
老人们以风烛之年，未敢忘继承民族的文化，他们殷切地希望学校和社会能重视传统经典的诵读和教育，“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看到这些文字，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我当即决定不做出版了。我当时手里有已经印刷好的教辅材料，销售都已经找到渠道了，但我不想把这些应试教育的书投向社会，就叫来买废纸的到仓库，整整装了好几辆5吨卡车，全当废纸卖了。在国内各个城市还有很多渠道欠我书款，既然我打算不做了，这件事就到此终止，大概有几百万元欠款我也没有再去找他们要。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算是彻底地离开了出版行业。
当时国内的读经活动还是民间萌芽，一些星星之火都是个体力量在推广，我希望能由我开始有计划、有设计、有组织地来做。我将自己之前的文化公司改为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诚邀南怀瑾先生任名誉董事长，恭请张岱年等学者为顾问。讲经典的读本请专家重新校订然后出版，开始正式向社会推广。
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断层，所以读经活动被称之为再造一个中国。在推广时，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国有那么完备的系统文化。我为此而惊叹。当时我感到有非常强烈的、我认为是不可阻挡的愿望去促成这件事。
但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读经是什么。我第一个找到海淀区的妇联主席，请她帮忙组织海淀区的各个幼儿园园长到天津去参观天津的小朋友读经，我租来一辆大巴车，带着很多园长浩浩荡荡出发了。在天津，北京的幼儿园园长第一次看到3—6岁的小朋友背诵《论语》、《大学》，他们很惊讶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不可想象三四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背这么深奥的东西。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读经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大家开始对此有了了解。当时去了几十家幼儿园，后来真正愿意做的也就三四家。后来我开始在北京图书馆开展全民读经月活动，我当时是私人公司，不能被人信任，就与国图合作，以国图的名义开办系列讲座。我请学校的教导主任来听讲座，了解读经。国图环境最好的部门叫善本部，那个会议室很漂亮，古色古香的，照明采用的都是暖光灯，我就游说他们拿出来给我用。我用过国图很多好地方，有贵宾厅、音乐厅等，都没有支付费用，主要还是双方有共识，一起合作来推动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对国图而言也是扩大社会的影响。我一直对国图很感激，经过这些系列讲座，知道读经的人更多了。在最初的三年，我们没有收入，所有的几百万投入都是我前期做出版时赚的钱。
后来我又举办了小朋友到北京孔庙读经的活动，这在当时是新鲜事，很多媒体做了报道。达到了提高影响的效果，我就不再组织这样的活动了，如果过头了，人家会以为在作秀。
我推广读经活动的一个思路就是“借外促内”。我动用了大量的海外力量，比如说请台湾小朋友到大陆举办“文化寻根”、“少年国学夏令营”等活动，这引发了国内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的“江八条”中第6条是说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纽带。所以回过头来，我的思路是暗合了当时的大环境的，国家在这方面也很支持。
我们和政府的沟通是通畅的，和学术界的沟通也非常密切，我们做的工作是在民间进行，借助各方资源把读经活动推向全国。经文化部办公厅批准，我们跟山东省济宁市合作，在孔庙举办首届华人东方文化经典大赛，请了上千名海外华人华侨，而且都是海外重量级的人物。这样的活动让社会对读经有所重视。
我当时感觉自己有无穷的精力，为这个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做得眉飞色舞，每天精神抖擞。这几年，中国的城市我去了200多个，真是马不停蹄，每个暑假我们都举办国学普及的活动。我原来办公室有一个特大的地图，上面不断增加读经活动到达的地方，我一看就很高兴。我们当时比较穷，但做这个事情很开心，当然也有人不理解我，离开我们机构的也有。
现在，快10年了，全国已经有上千万人次参加了读经。同时，我也在开发一套中国文化文库，系统地请专家校定、翻译，将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用中英文出版，这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也开办了一些素食餐厅，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推进读经活动这么多年后，我也希望为中华培养一些真正的大师、大才。为此，去年我们在香山设立了一所学校，第一届只招收了40多名学生，岁数从4岁到13岁不等，采取寄宿制。学校设计了一个9年教育规划，学生们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9点睡觉。他们学习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三年，第一个阶段是全时段读经，《大学》、《中庸》等等都要读一千遍，读到不思而得；第二个阶段是读史，经史合参，史学是对经学最好的注释；第三步是博览群书，比如四库全书。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学生家庭，我暂时学不来孔夫子，什么人都愿意教，我现在量力而行，首先要选家长高度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因为我们会要求家长读经，要各读《论语》、《大学》、《中庸》一百遍，黄帝内经第一章、《学记》这样讲教育的书也最好要会背。这样可以给孩子形成一个好的氛围。我们的学校不用招生，第一届很快就报满了，一个孩子每年的学费是3万元。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摸索出一整套教育系统，可以兼容普通中小学的教育。
我们讲究“素读”、“素心”、“素行”，就是要生活简单。我们的这些孩子，除了读经，也要吃素。这个社会人心烦躁和饮食大有关系，因为食物中激素太多，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孩子太早熟读经的童子功就没有了。而我们吃素，就是要让孩子的青春期正常的到来，孩子的童子功时间长点，而读经则使孩子的智慧生命早点觉醒。我们学校的学生和社会要先脱轨后接轨，现在要和社会暂时脱离，要有足够的定力达成道德的养成，行为习惯、见识的培养等完善后，再回到社会。读书最后始终要社会智慧，我们希望培养有思想、有智慧、有终生学习能力的人。
我还有一个愿望是，希望把中国的生机饮食产业化，对所有生命关照。现在一些农村的土地，下雨后，雨水顺着地表流走，根本不能够渗透到土壤里，因为施化肥太多，土壤都板结了。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让土地焕发生机，让土壤能够呼吸，让庄稼能够充分成长。我觉得农业需要革命，生活态度也需要革命。
我未来的梦想之一是，在一个小村庄当一个村长，大力发展高科技有机生态农业和教育，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比如和中国果树研究所合作种植果树，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种植小麦，整个村庄的基本风貌应该很美丽，还可以开发观光农业、素食餐厅、博物馆，环境治理好了，我们可以邀请学者去做事、养老。逐渐建成一个以文教为核心的国际生态园区。我想选择最小的自然村来做这个实验，因为改善起来会比较容易。
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于农村的崛起。我们之前已经在进行中国乡村经典教育培训计划，教农村的孩子们读经，叫做“开泉计划”，就是引领泉水去自我改善。已经有6万多农村的小朋友参加了这个培训。
中国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中国这样流传完整的历史记载，有这样深厚的文化传承，中国每一个朝代会记录上一个朝代的历史，而其他民族流传下来的都是神话传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巨大财富。我们国家应该把文化确立为软实力。我近来很激动，因为我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应该成为中国的支柱型产业，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很重要的财富，我们应该拿出来，擦亮，让它金光闪闪。
在韩国，跆拳道也能成为一种文化，中国呢？我们现在筹备成立了一个四海经典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准备把二十四史做成动漫作品，分为不同系列，打算请上百位专家重新梳理二十四史，再找优秀人才创作剧本，再变成画面语言，最后做成漫画引进投资者，进入一个工业化的流程，做出最高的商业水平。无他，就是希望中国文化普及。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有够水平，够分量的项目。
而这些，还仅仅是对中华文化发掘的很小一部分。这么宝贵的财富，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共同来开发。(记者/虞立琪)
◎ 您最崇拜或者树为榜样的人是谁？为什么？
王阳明。他强调知行合一，文治武功皆一流。有着出世精神，但入世做得极好，把学文做成了真正安身立命的功夫。他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动静皆如。
◎ 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中国重新崛起，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是源自中华5000年文化积淀下的文化价值观。中华文化讲仁义礼信，具有包容精神，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追求圆润无碍，能与所有人交往。所以，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家国天下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能够关照到所有生命，能让世界人友好相处。这种价值观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有，这也是世界的财富。
障碍在于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不能背靠5000年中华文化，也就做不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所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 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知难行易”。一生无求，唯求觉悟；一旦觉悟，做起事来非常容易，秒秒分明。
◎ 请您向《商务周刊》读者推荐几本书。
我推荐三本：《论语》，儒家精神，生活是进退之间大学问，最平实稳健，也提倡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老子》，道家精神，能知进退，也知为何进退；《金刚经》，佛家精神，融合了儒、道之学，有和无都可以破掉。如果知道这三本书的精髓，就可以活得极自觉，极其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