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哲）
得知南怀瑾老师仙逝，初不敢相信，后经核实，不胜伤感。南师是在孔子诞辰日的第二天离世，这是一个值得我永远记住的日子。与南师的因缘，可谓甚深，他实在称得上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初见南师，是1999年的夏天，我携妻儿、岳母，并两位友人武汉大学余一彦、潘峰及潘至诚小友一行去香港拜见南师。当天香港刮台风，所有船只停航，我们乘坐最后一班从深圳去港的轮渡，风很大，船摇摆不停，我紧抱着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儿，下船后好不容易打到一辆出租车，路途不易，快到南师的公寓时，大树横倒在路中间，我们弃车徒步，走到坚尼地道36B南师寓所，乘电梯到四楼。
刚出电梯，南师已在门口迎接，看着我们浑身上下像落汤鸡，南师握着我的手，微笑地说：“你们是乘风而来。”赶快让人替我们更换衣服，并给每人一杯驱寒姜茶，南师命令大家赶快喝下。随后南师又赠给每一位一副楞严咒加持吉祥物项链，还亲手给我六个月的女儿戴上，另又赠我一个刻有六字大明咒的戒指，并让我当场戴上。
尴尬仓促之中，我们就落座了。南师的寓所，整洁优雅，客厅中靠近厨房的地方摆了一张大大的圆桌，足可以坐十五六人，圆桌后是一排像药橱一样的木柜。
我坐在南师的正对面，正好可以仔细地端详南师，南师比我想象中要矮，但神情极为安详，精神极为矍铄，动作也非常自如，走路非常轻快，完全不像八旬老人。
初来乍到，加之受到台风惊吓，又一下子和南师坐得如此之近，恍如梦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南师似乎也看到了我的局促与恍惚，他先向身边的人闲聊了几句，似乎是在交待晚饭，然后再一一遍询来客姓名、年龄、来的路上之状况等，随后老师把目光投向我，他问我在大陆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想法。
因当时在做出版，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不免自信，向南师讲我对出版的看法，诸如出版即文化、即教育，犹如国父所言“开启民智、传播文化”之类，话还没讲完，就觉老师的神情有些严肃，我讲完后，老师略停了一下，我顿觉空气凝重起来。南师的身体往前倾，双目炯炯有神，手指着我，说：“在我看来，整个大陆的出版，普遍存在着投机，是文化投机行为，说是文化，实则是搞经济；你说是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我看你也不例外”，接着南师又说，“你知道什么是以盲引盲吗？自己都搞不清，还给别人指路，还美其名曰开启民智！别说得那么高尚！”南老师的声音越讲越高，全场鸦雀无声。我无言以对。当头棒喝，至于之后南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基本上都记不住了。
老师一般上午不见客，访客基本上都是下午四点以后来。随后的几天，每天下午四点后到南老师的公寓，照例是吃晚饭，吃饭前后不断有访客，但不管是谁来，几乎每个人都有餐位，碗碟随时添加。现想起来，很佩服南先生身边一位叫欧阳哲的学长，一顿饭有好几拨人来，总是在他从旁用心的安排下，每个人都吃得很好。饭桌更像一个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不同的访客，都可以谈自己的见闻，甚至是笑话，老师也常常不失时机地插上一两句，诙谐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现想起来，老师的公寓，真像人民公社大食堂，三教九流，无需付费，来去自由，乘兴而来，尽欢而去。
但一谈到学习，就不那么轻松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南老师家的常客齐聚，马有慧夫妇、亚视封小平、比利时香港分行朱经理、香港大学赵海英博士、海南航空陈峰先生、还有一位尼师等均在场，饭后老师安排人复印了一些雍正皇上的御批给大家学习，每人一份，竖排繁体，先有人领读，大家齐念了一遍，老师就开始讲了。
文中引用了一段永嘉大师的偈子“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老师请大家谈对这段话的理解。
他先点了坐在我旁边的武汉大学的潘峰教授，潘峰教授是一位留法的数学博士，对佛学用功很深，他当即引用楞严经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个偈子；南老师没等他讲完即叫停，用手点着他说书生气，南老师不同意潘教授的解释，批评他望文生义，以经解经，看似高明，实则不懂。
紧接着，南老师就手指向我说，“冯哲，你来谈一谈。”其实在此之前，我就预感老师今天会点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有些紧张，竖排繁体也看不习惯，此时听到老师点名，脑子更是一片空白，情急之下，语无伦次，我记得好像说这段话我也看不懂，但也觉得潘博士讲得不对，但究竟什么意思也说不上来。这下把南老师给惹急了，他当即以掌隔空对我，不客气地说，“冯哲，你若以后再这样，我对你高挂免见牌！”言下之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会，也不应该找个垫背的。当时全场又一次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我，我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自此尔后，每天去南公馆，我都是硬着头皮，当时真不想去，畏南师如猛虎，真怕再次被他点到，晚饭还没结束，我的心就七上八下；很奇怪，自那天之后，老师再也没有批评过我。
每天的晚饭前后，依然是访客不断，大家谈笑风生，十点钟之后，宾主言欢尽散。据说老师晚上还要打坐、阅读、写作，都是夜里；客人离开，老师就开始工作。
有一天下午，在李素美老师、郭姮妟学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ICI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办公室参观，我第一次看到了南老师发起修建的“金温铁路”之全图。此前一直知道南老师花很大的力气在帮家乡修这条金华到温州的铁路，这条路在国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里就已规划，但一直没有修成，造成温州与外界的往来一直不畅；后来温州市委书记代表家乡父老，到港请求南先生出面。这算得上南先生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在实业方面一次伟大的尝试。虽赤手空拳，但凭着一腔报国热心，加之广泛动员亲朋故旧及社会力量，南师居然办成了这件事。铁路修成之后，浙江省代省长柴松岳先生、温州市委书记及家乡父老都期盼先生能参加通车典礼，但南老师却只发了一份贺信，信中提及修一条铁路容易，但修一条通往人心的大道不易；他心中的大道，就是要恢复中华文化。于是南老师致力于推动“文化断层重整工程即儿童读经运动”。
在南老师的倡议下，李素美老师、郭姮妟学长最早来中国大陆做这方面的普及宣导，并大量赠送儿童中国文化导读读本给各地；此后，又有台湾王财贵博士来大陆奔走各地，宣讲儿童读经理念。
四海教育传播机构自1999年接触经典诵读理念，深深为之触动；2000年末，经大家商议，将在海峡两岸民间开展的儿童读经活动，以一项重大的跨国公益工程来开展，四海联合各方推举由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领衔号召，任老欣然为工程题辞“儿童经典诵读工程”。
之后十来年，四海一直专注于推动“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并且得到多方学者、前辈的关注和指导。十年来，在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参与下，四海一直努力构建以经典文本为轴心的中外经典诵读全媒体出版物系统，为工程的普及与推广提供有力的保证；并协助各地，在全国的城市与乡村，构建了一百六十多个经典诵读推广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积极实践，将理念落地，陆续开办周末及节假日儿童经典导读班，每年举行海峡两岸少儿国学夏令营，迄今已举办9届；经过多年积累，于2006年在北京西山开办全日制读经书院“四海孔子书院”，目前有140位童子就读，有40多名青年教师。
在四海推动“儿童经典诵读工程”之初，南师大力支持，担任筹办中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名誉董事长。2001年2月25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国图善本部和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共同承办的“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南老以四海教育中心名誉董事长的名义向 “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发来贺电，全文见下：
首先向到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来宾致敬:
因为身在海外，不能亲自到会向各位请教，非常遗憾，敬请见谅。
今天由国家图书馆和儿童经典导读中心所办研讨会的主题“经典文化建设”和海内外近几年来倡导的“经典诵读”，以及“诗词诵读”、“儿童读经”、“读千古美文”等等，都是各地推广人或团体因时间、地点、环境不同而提出的不同名称，实际上都是围绕人类文化重整工作的中心在转，它们也都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和推动力。但听到这些名称，也许有人会误解我们要复古，要开倒车，实际上这是我所提出的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也是儿童智慧潜能开发工作，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一种教育。十二年前，我资助北京大学恢复中国文化的工作，就是以这个观念为出发点.引用宋儒张横渠先生的四句话做为目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也是宋儒陈同甫所说的“为人们开拓万古之心胸”。
从儿童时期开始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诸位先生,又如吴大猷、苏步青等诸位先生，都是在幼年时期受过这种启蒙教育，有了中国文化的底子，然后又接受新时代的科学思潮,才影响了这段历史。
可是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以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逐渐忘失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教育精神。其实，据我所知欧美国家也开始反思现代教育中的流弊而逐渐恢复传统的诵读法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对未来的一代，担负起这项文化断层重整的工作。
此文南老师以传真发来，由我在会上代念。任继愈、汤一介、郭齐家、张立文等人文学者，肖继美、李元等中科院院士及北师大谢维和校长、中央民族大学哈经雄校长等四十余位先生莅会。
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全国少工委在全国开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直到十年之后，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开始重视并共同推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简称“中华诵”，提出“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
如今，经典诵读活动已成为朝野共识，在体制内外，广泛开展，成为国学复兴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此后的两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一是出版台湾“老古”文化公司总编辑刘雨虹老师所主编的《南怀瑾先生侧记》。该书此前辗转大陆几家出版社均未能出版，后刘雨虹老师找到我，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从事出版事业，但因是写老师的书，我还是积极活动，很幸运找到一家出版社，该社社长是台湾问题专家，经他审核，认定可以出版；很快，配有南老师一百多幅照片的《南怀瑾先生侧记》就出版了，这是有关南老师书中，图片最多的，内容多由他的亲朋故旧所写，是从各个侧面了解南老师非常好的一本书。
但是，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出版该书前，我偶然获得一张南老师打坐的照片，南先生身着红黑披风，双盘坐，相庄严，俨然一代宗师；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老师打坐的照片，觉得如果把这张照片附在书上，一定会获得读者的欢迎，就这样，未经允许，我就把照片放在了插图的第一张，而且是单张折页放大；我又专门写了一篇介绍儿童经典诵读的文章作为后记，并附了一张介绍“儿童经典诵读”理念和活动的光盘。
记得样书拿到后我还有些得意，似乎是为南先生做了一件大事。岂不知书送到香港后，南先生勃然大怒，责令我将书全部收回，附上的那张打坐照片必须删掉。这下可是麻烦，近一万本书已经发往全国各地图书批发市场。师命难为，我不得不连夜给各地打电话，让他们务必将那张照片撕掉、寄回，并承诺所有损失由我来承担，忙活了足足半个月才算告一段落；但终究有一些书还是流通了出去，无法收回。
事后总结这一教训，未经老师允许，自作主张，挨老师骂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另一件事，是关于推动儿童读经的。
2002年夏天，我的二姐王晓黎从洛杉矶回国，她的父亲王任重1992年去世，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她父亲生前的秘书、警卫后来转任中央一领导身边工作人员，二姐出于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她建议我写一份在中国推动传统文化，尤其是儿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报告，她想办法转给中央领导。
我当时也是年少无知，觉得这是一个文化报国的好机会，兴奋之下，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五千言，文中重点介绍“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及希望中央政府能重视，并能在全国普及开，文中提到该工程虽发自民间，但得到了海内外仁人志士的支持，其中提到了南老师。
信一写完，我就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ICI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的邮箱，没想到，南老师第二天就看到了这封信，此信让南老师再次大怒，他立即让李素美老师致电我，不仅严厉地批评了我的莽撞行为，还以南老师的名义发来传真，正告他事先完全不知道我所写内容，并声明他不再担任四海机构的名誉董事长，并告诫我深思自重。
其实这封信还未来得及转给中央领导，接到老师责令后，我也停止了此事；但也很不解，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对待。我当时觉得老师过于苛刻，如此苛责一位满腔热情去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况且我认为自己也是在践行老师的理想。时隔多年，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我才渐渐明白，在当时，这也许是老师保护我的最好的措施。毕竟，以当时的国情看，对传统文化复兴这一问题的看法错综复杂，在高层也难以统一；如在当时向中央上书，还把南老的名字加进去，显然不合时宜，即无策略，也不智慧。
自此而后，南老师就成了我生命中无法绕过的一位师长。回想起1999年在港，在南师身边的日子，历历在目。尤其是我全家要离港回京的前一天晚上，老师招待我全家吃晚饭，饭后我向老师辞行，老师从他的大圆桌的中心离席，走到挂有钟馗画像的客厅，让我坐在他身边，他边拿遥控器播放台湾老古公司一楼儿童读经的录像，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应该立志做对天下国家有帮助、有价值的事情，不应该只为私利，为自己而活……自港回京后，我彻底结束了我的出版生涯，开始了全身心推广儿童读经事业，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也快十四岁了，我也已过不惑之年，逝者如斯。
回顾以往，对南师虽有不解，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恩；深感遇到生命中的师长，实乃人生一大幸事。祈愿老师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