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美国）Marshall P. Adair（艾德）
中文译者：乌慈亲
编者按：本文系原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原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Marshall P. Adair（中文名字：艾德）撰写的纪念文章《老师》，文章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提供，全文如下：
艾德与南怀瑾先生
艾德与南怀瑾先生
原标题：老师
1987年南老师在美暂居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他。我当时刚从驻亚洲的外事职位卸任回到华盛顿特区，任职亚洲的六年中，一年是在台湾，三年在香港，两年在北京。我本人当时对南老师一无所知，但是我太太陈纯芝自从1981年开始便在寻找他。她曾经告诉我和她的朋友，她曾在梦里见到一位老者，试着教她什么，但是她在梦里听不懂他的意思，也不知道他是何人。然而，1987年的一天，她在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有一位跟她描述的梦中老者相符的一位老先生，最近从台湾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他的名字叫南怀瑾。对我太太来讲这是个非常令她激动的消息，她很快找到一位送人南师著作的人，问此人是否南老师就在附近，是否可以见到他？这位送书人就是阿福哥，他确认老师就住在弗吉尼亚州的McLean，并答应下午致电老师询问是否可以见面。
南老师很亲切的答应了，并邀请我们参加当天在他住处举办的李慈雄（南师学生）女儿的满月宴。当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很多客人了，我们带了年幼的儿子立宇同去，同其他客人一起在室外聚会。有人带纯芝进屋去见南老师，不久后她带着欣喜如狂的表情出来，她说：“是的，我终于找到我梦里见到的人了，他甚至还穿着同一件中式长衫！”
之后我们就被邀请到客厅，南老师身边围着很多人，他看到我进来，朝我微笑着说：“欢迎，我研究你了！” 尽管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也朝他笑了笑。第一次的见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善，并邀请我们随时来，我们也打算常来。
接下来这一年，我们几乎每周都去拜访南老师和他的大家庭。大家庭包括了他的学生和其他一些程度不同的修行者。老师的家里总是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拜访者，有些是带着禅修问题来的，有些是带着个人问题来的，也有一些是带着政治或者外交问题的。我大概能听懂大多数来访者的问题，但是由于我有限的中文水平，以及对修行方面的无知，还有南老师浙江口音，他的回答我几乎不能理解。
南老师看出我的困窘，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学中文。我当然是非常兴奋。接下来的几个月，老师每周都教我《千字文》，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的。他通过《千字文》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国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 我非常享受那一段和其他同学一起围坐在大圆桌旁，跟老师学习的时光。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中文水平并没有大幅进步，但是南老师成功的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其他方面有了深刻的改变，这个变化也包括我对老师的尊称从“南教授”到简单的“老师”。
后来我意识到，由这样一位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古老最完善的文明的集大成者，来教我这样一个中层美国外交官读书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情。之后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意识到，对老师来讲，他有教无类，这样根本就没有不和谐。
《妙法莲华经》中有一章叫<方便品>，描述了佛陀和菩萨们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为众生演说诸法。老师也是如是对待很多来找他寻求帮助的人们。他身边有各色人等：比丘，比丘尼，政客，商人，学者，淘金者，记者，病人，医生等等。他能教化和谈论的主题非常广泛，我无法一一列举，他能聆听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开心，挑战他们，有时候甚至呵斥他们，但是却让他们入迷。他能够告诉他们怎么治疗他们的疾病，如何使企业成功，怎么夫妻和睦相处。他可以是朴素的，严格的，保持距离的，但他又是随时可以接触到的，慈悲的和令人安慰的。
对于我，他通过介绍中国文化，为我开启了认知深奥中国文化的一扇门。他会问我的工作经验和对工作过的地方及事情的看法，但是他从来不曾涉密。他总是会给我另外一个我未曾想到的角度，给我指出一条更有效率达到目的的方法。在他直接或间接鼓励我的过程中，他总是让我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心，对别人更多些慈悲。
1988年老师从美国移居香港，我和我的家人也返回亚洲工作，先是在缅甸的仰光，然后是中国成都（编者按：作者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后面四年中，我们能够和老师通过电话联络，他也邀请我们去香港住在他的住所。在个人修行上，他对我们进行指导，也帮助我看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军事、经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增进缅甸和中国的发展空间。他给我解释了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华裔的非官方的金融关系，到现在还在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影响着香港的经济政治，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导致了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现状，没有任何成功的商人或政界领导人能够忽视或者置身事外，这和美国的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政治正确”；但它也培养和激励了对既有秩序敢于挑战的人们的勇气，我个人也钦佩这种勇气，所以也使得我学会在亚洲环境事务中能够客观分析和判断诸多因素。
我们抵达缅甸后不久，就经历了民众抗议和军队镇压的纷乱阶段。在这段困难时期，美国和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存在严重分歧和不同的利益。中国支持缅甸军事政权，而美国公开对大众需求更多民主的愿望表示同情。时任美国驻缅甸大使，具有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他鼓励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建立诚恳友善的关系，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很多经验也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
民众抗议开始后不久，纯芝和立宇就随着其他外交官家庭一起被疏散到曼谷，而我依旧留在缅甸。当时情形非常危险，压力很大，不仅仅因为家人不在身边，而且我们的行动也受到缅甸政府的严格限制，所以使得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用老师教我的准提咒开始实验。
当我第一次去弗吉尼亚McLean 拜访老师时，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参与在禅堂唱诵的课程，我当时对咒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当时我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但当我独自一个人在缅甸，面对无数个长夜，我开始从另一角度来看咒语了。我开始在我空闲时、来回上班的路上持咒。当我再次去香港拜访老师时，他说我变化很大，鼓励我继续持咒，说这是我所需要的。当我熟悉咒语后，我开始在不需要很费神专注的工作时也持咒，最后做到能够在任何时候，不管做什么情况下都能自如持咒。
结果不总是我所期待的，但是我的期望似乎也很模糊。我从来没问过老师持咒能做什么。老师有时也会很随意的告诉我可以求求菩萨金钱或者升职什么的，试试看咒子是否灵验。但是我觉得老师在考验我，这么做应该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单纯的继续持咒，并认为对我有帮助。但是刚开始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在一次去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途中，我试着用咒语来缩短返程时间，我们的车子很快就抛锚在路边，长达八个小时之久，最后只能搭乘一辆皮卡车坐在货箱回到仰光。
尽管不便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自那以后我和我的家人也都很平安，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有我心里想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都成为现实，我也是事后才意识到，这些都和我专心持咒有关系。1981年我开始学习中文时，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被派到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成都领事馆工作，但是在候补申请名单中，有很多都是比我经验丰富的“中国通”。持咒后一年，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离开缅甸，去接替因个人原因即将离任的成都总领事的职位，一个月后我便抵达成都。
从我二十多岁时起，我就对神秘的西藏充满好奇，突然间我能够一年去西藏数次。我到成都后不到一年就升职。之后我被委任参与华盛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负责东南欧的事务，后来又升职到副助理国务卿，分管十七个国家的事务。小的方面来讲，满座的飞机突然会有空位出来给我坐，大到本应该我去而没去的行程中政府专机失事，机上所有人遇难。老师听到这些后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简单的告诉我菩萨保佑了我。
当然不只是我持咒，我太太纯芝在我还未开始前就已经在持咒。当她被疏散到曼谷后，她还在和我的电话通话中教了我咒语。 我们的儿子还是幼儿时，在McLean时跟宏忍师父就学会了念阿弥陀佛，后来到了成都后他才学会准提咒。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立宇五岁时在香港，老师邀请一众的同学们安静的围坐着，听立宇给大家唱诵准提咒。
我花了很多年才渐渐意识到老师鼓励我们持咒，并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让持咒人自身受益，更应该是帮助他人。我确定他曾经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往往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是听不进去的。当我最后意识到时，我开始注意到一旦我开始持咒，周围的气氛都会变化。艰难的会议变得轻松；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开始关注手头的事情。可能听上去有点疯狂，有时候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整个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气氛轻松起来。
当我们一家从仰光搬去成都后，跟老师的联系和见面就比较容易和频繁了。他对成都非常了解，他曾在成都度过了他的军旅生涯，四川也是他禅修最重要的地方。他向我介绍了四川独特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贡献，他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西藏历史的政教合一，以及与历代中国皇帝之间复杂关系的看法。
作为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我经常前往美国驻香港领馆，对中国西南市场有兴趣的美国商人提供咨询服务。在那段时期，我有机会看到老师能够满足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人们不同需求的非凡能力。每晚至少有8-10人来吃饭，有些人是长居香港的，其他一些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美国、拉丁美洲国家、欧洲、印度，等等。老师会和大家一起晚餐，并回答个人或者专业的问题，也会邀请客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餐后，他常会传授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主要包括亚洲国家。他知道他的客人们对什么感兴趣，甚至在他们提问之前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对于这种多层面的话题，我还是很难完全了解。但即使我不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也能看出他对听众的影响。有些人能理解他的话，有些人听不懂，也有些人觉得好奇，有些人感到惊讶，而其中某些人的生活就在餐桌边发生了改变。
他在回答某些个人的问题的同时，会尽量使得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他会让每个人在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相处中感觉自然舒服，也能让众人在有强烈分歧或敌意时，求同存异。
有一次，我从成都打电话给老师，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香港，并问他我是否方便和他待几天。起初，他说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届时会有一些重要人物来讨论敏感话题。但很快他就改了主意，说“来吧，我们会想办法解决”。当我几天后到香港时，我才知道，那一晚将会有来自北京和台湾的官方资深代表来老师这里。老师对于开启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最初阶段的接触，并使双方达成一定的共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告诉我，他的客人不知道我会在那里，我可以留下来吃晚饭，但我需要饭后离开，好让他们继续谈话。客人们看到有一位美国外交官坐在老师左边，非常惊讶。但是晚宴的会谈既亲切又轻松，在我看来甚至是非常友好的。也许局外人的出现使得双方更容易找到共同点。饭后我起身告辞并回到自己房间，会谈继续顺利进行。一些年后，当老师说到这段故事时，还特别表扬我有外交手腕和懂得谨慎处理，在适当时候离席。而我的记忆是，当时我太累了，几乎睁不开眼睛，回到房间后几乎马上就睡着了。
老师的学问、经验和修行帮助他理解、同情和帮助他人，也给了他展望未来的远见。当我父母来成都来看我们时，我们顺道陪他们去了香港，并与老师共度一晚。当时我父母都是相对年轻和健康的；但后来老师私下简单地跟我说了一句：“他们都老了，你必须做准备。”我回答老师：“是的，我明白了”，但其实我根本没有明白。几年后我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之后我的母亲癌症，诊断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我父亲不能独自生活，所以我们带他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他要求搬到附近的养老院。这反过来又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结束了我们家庭的海外服务，迫使我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我不能说我没有被事先提醒过。
在职业方面老师也有提醒过我，1991的秋天的一天，我和老师在他香港寓所的起居室，一起看电视上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当这一切结束时，美国应该退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干涉。美国应该认真地评估自己需要什么，是什么，以及想成为什么。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其他国家重新建设关系。”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有责任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太多的人依赖我们的参与。”他只是说了句“嗯”，然后点了点头。二十五年后，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可悲的现实清楚的印证了老师在1991年说的话。美国已经失去了任何表面上的社会或政治共识。今天，我们只希望还能有时间听从他的建议。
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老师有渊博的知识、理解力和智慧，能知道对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什么是最好的政策策略。当我问他问题时，他总是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知识，但除非我请教他，他很少对我说教或鼓励我执行某项特定的政策。他会问我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但他从不多打听，他也从不会置我于任何与我工作职责相冲突或妥协的立场。用英语词汇来形容他的话，他既是一个“renaissanceman”(多才多艺的人)，他已熟悉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所有分支；他又是一个“perfectgentleman” (完美绅士)，不仅把握了自己的行为，并对他人具有完美的礼仪和慷慨之心的人。
他经常引用这句话：“儒者以一事不知为耻”，他对自己的成就总是很谦虚，但在我看来，他的学问是无限的。除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之外，他还精通中国武术和医学。有好几次，我看他都建议学生和老师们学太极拳。我曾经很难理解“气”的概念，他向我示范了使用肌肉和使用“气”的区别。当他用肌肉的力量伸直手臂时，它尽管牢固，但我能移动它。当他用“气”来做同样的动作时，我却无法挪动它。如果不是因为我和老师身高的差别，我想我甚至可以悬挂在他胳膊上！
还有一次在香港，我肩胛骨之间突然异常疼痛，几乎不能呼吸。担心是不是心脏病，所以我告诉了老师。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原因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他给了我一些中药服用，服用后疼痛就像来的那么突然一样，很快消失了。之后，每当我有不适，我都会寻求老师的医疗意见，甚至很多时候是通过长途电话询问。有时候，我能看得出他是如何做出诊断的，但很多时候我无法了解。有一次，我太太纯芝问老师，为什么我会老想着事情消极的一面，而且没有耐心？老师答复她说，是身体原因导致，因为我的腰椎比正常人少一节。他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身体检查，从来也没有其他医生跟我提到过这一点。我因为腰椎疼痛，曾经看过很多正骨医生。当我之后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检查了才很惊讶的发现老师所说的竟然是真的。
有时，老师所能做的似乎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有一次，我看他测试一位善于利用能量技术诊断身体疾病的年轻女士。她为老师做了检查，并把诊断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都很对。然后老师说还有一个测试给她做，请她再给他做一次检查。几分钟后，他问她是否注意到了什么，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惊讶地回答说，他似乎让血液反向流动了。老师微笑着只说了一句“很好”。
这种试验有时会让人产生“神通”或“超能力”之说，但是老师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这种事情并没有比原子能或激光来的更神奇。所有他关于个人修行方面的教导都是严格科学的。他常说，古代中国和印度文明已经发展了的知识和理解，现代科学才刚刚开始涉足。他在庙港建立的太湖大学堂的目的之一，就是去鼓励重新发现这些知识，并应用于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看到老师在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后逐渐回归大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激动的事情。老师的耐心、远见以及慷慨最最令我印象深刻，尽管有时候我私底下也很自私的担心以后见到老师就更困难了。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在上海的寓所比香港和美国的小很多，气氛也比较私密，也很容易见到老师。但搬到庙港后就不是很容易见到他了。
我们照例是每年一次从美国来中国看他，通常呆一周左右。由于太湖大学堂的建筑项目巨大，非常耗时；来自全国各地来拜访的客人也非常多。几年后，我们几乎只能在晚餐时见到老师，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非常之少。讽刺的是，我退休后，当老师邀请我搬去太湖大学堂，继续我的禅修时，我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留在美国，没有与他在一起。
另外，当然老师也逐渐老去。我违反了他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坚持认为他是一个超越生命的人，通常的自然法则并不适用于他。我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老，但他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得比别人多。他甚至向我们描述了衰老的过程，他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它有多么困难和痛苦。他一再告诉我们，他不会永远陪在我们身边——事实上，真的没有很久。然而，我总是说服我自己，这只是他修行和教化的一部分，他永远都会和我们在一起。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只是对时间越来越短的警告置之不理。
很难用这样一篇短文来形容老师在我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他不只改变了我看中国的角度，也改变了我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使命。他使我相信人类历史是相关的，我们永远都可以从中学习。过去的智慧并没有被现在的发现所取代，或使之与现在无关。事实上，今天所发现的很少是古人不知道的，过去教过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科学所发现的东西。他向我展示了，我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成就的深度；人类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应该比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由更重要。
他教化我们，并通过自身做示范来教育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慈悲、纪律、决心和智慧。他因材施教，而不管我们来自何处。尽管这些年我错过了很多他的课程和教化，但我还是从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我想因为他对我的改变，我身边的很多人也间接受益。我会永远感激和老师相处的时光和在老师身边的人们。
我承认，我依然非常的想念他。
注：作者Marshall P. Adair，中文名字：艾德，1948年生于美国，任职美国外交官35年，曾任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1999-2001年，担任美国退休外交官协会主席。退休后两年，作为退休外交官代表任职于美国外交协会理事会。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已出版著作：《WatchingFlowers from Horseback》《55 Years in the Service》。本文源自刘雨虹先生编辑、台湾南怀瑾文化事业公司2018年3月出版的《百年南师》一书。照片由作者提供，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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