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南怀瑾老师最后一次回香港时与友人聚会的合影】
作者：彭嘉恒 （文章自香港《温暖人间》杂志）
我开始看老师的书始于1990年，气功会的邱师傅知道我偏向喜欢佛学，便介绍我看南怀瑾先生的书，我看了第一本以后，非常有兴趣，就把老师所有的书全部买下来。我依随《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打坐，也教内子静坐。
她气脉很敏感，很快就有很多变化。没多久，老师书上提过的变化和境界都出现了。我们认识的气功师已经没法回答。我只有用老师书上提到的原则：“不取不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来提醒她。还好，没出什么乱子。
同时，我不停的想办法去寻找老师，当时知道他已经从台湾搬到美国，但是美国地方太大，实在无法找寻。有一次我去台湾公干，晚上去老师的老古出版社的门卖部，结帐时与职员闲聊，问究竟老师是否仍在美国。职员听到我的香港国语就笑说，你从香港来都不知道老师已经去了香港吗？我当时晴天霹雳，翻看老师每本书，都有香港经世学库的电话地址。
抓紧追随老师的机会
回港就去了上址，当时那里还有零售，我每次都买一本两本书，慢慢和卖书的吕先生熟悉了，其他职员慢慢也知道我是来买书。从书上，我知道老师收学生很严格，我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当时老师的书，都没有照片。1992年互联网还不成气候，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老师的相貌。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在写字楼离开，职员不让我去追，我想那就是老师。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当我去了，写字楼只剩下一个年纪稍大但不是同学的职员。那个职员也知道我来买书，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见我都烦了，不知道怎么打发我，就进去请示老师。因为当时没有其他职员、学生在身边，老师只好亲自出来打发我。老师劈头一句就问，找他有什么事，我只好解释说内子气脉变化太厉害，在人世间确实找不到人问。老师就叫我进去谈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内子，叫她赶来中环。
听完内子的报告，老师说我们两日之后八点半，可以去坚尼地道听另外一位医生的修行报告。我们当然非常开心，但那一晚碰巧是内子的生日，我们早约了亲友来家里。以往多年我们这一晚都是高朋满座，男的跟男的玩，女的跟女的玩，孩子跟孩子玩，通常都玩到深夜。但是老师给我们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怎么可以错过呢，错过了会不会再有另外一个机会呢？我们考虑良久，决定把生日晚会提前六点开始，八点结束，把很多诧异的亲友送走，匆忙赶去坚尼地道四楼。
当时老师公司需要会计，恰好，我与内子都是会计师，老师就邀请我们搬进他们的写字楼，我们欣然同意。老师在写字楼出现的时候都是下午，我们就早上在自己办公室办公，下午就到老师的写字楼。当时写字楼在钻石会大厦九楼的半层，只有1200英尺，地方很小，我们办公的地方只是一个小会客厅，放有一张可以坐四、五个人的小圆桌。之后老师想扩大写字楼，就让我帮忙买了十楼，以后地方就大很多，我们就有一个房间，我们的秘书也可以在大堂占一个桌子。
生活规律而简单
我们看到老师当时的生活是他每天下午来写字楼接待客人，处理一些文件。到四、五点就回去坚尼地道的住所，然后到六点半左右，他又从住所走到旁边另一栋楼的四楼招待所接待宾客。我和内子一般都在那里陪伴着老师，听候差遣，作英文翻译或帮忙招呼一些来访的客人。从四楼看出去是香港公园，看见有一棵大树，一到黄昏，很多鹦鹉就会来到树上，实在是香港难得一见的奇景。从1992年至2003年，老师完全离开香港，我们大部分晚上的日子都是这样过，六点半接待客人谈话，七点半开始吃饭，八点半开始闲谈，或者老师开示，大概十点左右，我们就会散去。
一九九二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现在都知道老师当时正开始建设金温铁路，我和内子也为此去过温州，成为老师谈判组的一分子，处理一些财务的事情。其实同一时间，老师正在把大陆和台湾拉拢起来，到最后达成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一段已成为两峡历史，也有很多文章、书籍、报章报道过此事。
一九九五年，老师作两岸密使的事在台湾曝光，香港传媒守候在坚尼地道的招待所，害得老师几晚没法过去招待所那边。
老师在香港的日常活动，只有三个点，每天下午去钻石会大厦的办公室，然后回去坚尼地道的住所，然后六点半就去招待所，十点再回去住所，一年365天，除了周六、周日不去办公室，每日如此。有时下午客人不多，事情不多，我们会去离钻石大厦不远的希尔顿酒店喝喝下午茶，老师有时候也会吃一点食物。在希尔顿酒店有一个理发店，老师每两个星期就会在那里理发。谈起这个理发店，希尔顿酒店在一九九五年拆卸，它就搬到中环另外一个地址，若干年后，那个理发师和其他的同事因为与东主不和要另起炉灶，但是缺乏资金，老师就借给他们二十万，没有任何的担保按揭，只是要求我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个理发师经过两、三年时间，慢慢把二十万还给老师。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上海的一位理发师身上，最近他退休，老师也帮他创业。
不爱旅行 潜心修行
同学都想请老师去玩，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商场、新界、郊外，老师都一一婉拒。他曾经说，旅行很多时候是看山水，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没有什么好看，老师如果真是出门，都是为了某一个特别理由，很少是为了自己。有一次老师让我送他去香港启德机场，和一位过境的台湾同学谈话，那次也是为了金温铁路的事情。老师不是不去其他地方，而是他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他到一些地方看过之后，就可以静心下来。1988年来香港的时候，听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宋城，但是之后他的心就静下来，潜心在他的工作、修行中。
老师也不喜欢在外边食肆吃饭，就算偶然停水停电，没有办法开炊，我们也会买一些外卖。在老师身边，每一晚菜都摆满了台面，老师很好客，一定要客人宾至如归，他自己吃得很少，但是尽量希望客人满意。饭前饭后也有很多点心，有一次我笑着跟老师说：“老师，你都说修行两大障碍是饮食男女，但是我们来到老师这里，饮食却特别丰富”，老师回答说：“我和你们这些人，如果不说饮食，还有什么可说。”实际上也是，老师一直叹找不到开示对象，找不到学生传授。老师的学问太多，学生根本承受不了。
我在老师身边的另一任务是作他的英文翻译。可能是常看老师的书，也在他身边久了，他要讲的，我大概都知道，因此他一边讲，我可以一边翻译成英文，不需停下来打断他的思路，而我也不会加上自己的意思。他也很喜欢。从1995年开始，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差不多每年都来访老师两次。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做翻译。2006年出版的《南怀瑾与彼得．圣吉》记载了三年的对话，也是我翻译的。《真原医》作者杨定一博士也是1995年开始认识老师。他在港住了几个星期，我们每晚在四楼见面。后来，他回美国，常写报告给老师。因为他习惯用英文，也是我由翻译成中文。
等待真正发心修行的人
我觉得老师几十年都在等有缘分的人去教化。他不希望见到的都是慕名而去，或当他是偶像的人，他希望找到真正发心修行的人。虽然很多人觉得很难接触老师，很多时候，我们是一桌子菜却没几个同学或客人，老师还说笑要上街拉人来吃饭。
记得有一个晚上的客人是一位老板，他当时有两三家上市公司和几头家产，有点意气风发。老师却一拳打过去，问他现在钱有了以后，再要的是什么。那位老板呆住，不知怎样回答。后来，他身陷囹圄，老师不无感慨，他若早点收手，可以舒服的过下半辈子。也有香港的大学管理层来访，想颁发名誉博士给老师，老师都婉言谢绝。
没事时，我们也会看一些好电影或电视剧。1993年上映的《舒特拉的名单》，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德国商人拯救波兰犹太人的故事。舒特拉将他们召集到他的工厂里干活，以此帮他们逃过大屠杀。我买了光碟上去看，老师是真情至性的人，一边看，一边哭，还问舒特拉后来的去向。
老师最后一次回香港是2009年3月，来换领身份证。其间，去了湾仔的Yogamala 瑜伽中心讲真正的瑜伽是什么一回事。走之前，我请求老师和香港的同学聚一下。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唯一的要求是他要付钱。我的计划本是同学每人500元，罗汉请观音。老师不答应，硬要我收下4万元，否则他就不去。当晚去马车会所参加晚宴的同学有六、七十人，有常去四楼招待所的同学，也有香港佛教图书馆和Yogamala的成员。遗传学博士林德深医生当时还为老师高歌一曲。我想当时在场的人，现在都会再三回味和老师共度的那一个晚上。
